文/钟同福

岁月流逝催人老，至今，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尚在的为数不多了。

笔者采访老红军朱道东差点失之交臂，因为他住在偏远乡下，交通不方便，且天公不作美下着春雨。老红军朱道东已经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耳朵也不大好使了。

1917年8月19日，朱道东出生在瑞金武阳镇下洲坝村的一个穷苦人家里，12岁那年，他父亲死于讨饭途中。母亲改嫁后，朱道东无法谋生，就跟着一个姓谢的理发师傅学理发。那时候上门理发是吃派饭的。就是理发师到了一个村子后，要自己先打招呼说今天在谁家吃饭。

有一次，朱道东在去吃饭的时候，忘记了将理发箱子锁好，丢了一把理发刀。时值夏日，晚上在他洗完澡打赤膊睡觉时，师傅用竹枝抽了他个把小时，打得全身伤痕累累，没有一块好肉。朱道东一边抹泪，一边说：“差点要了命，一辈子都忘不了！”自从挨打以后，朱道东还没有出师就没有再去理发了，靠给人家做工换饭吃，过着有一餐没一顿的日子。

1931年2月，未满14岁的朱道东，在本村共产党员谢雨的介绍下，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那时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刚刚胜利，红军正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开始在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二连当战士,因为人小、机灵调皮，一次在打仗时被一团团长杨得志看见了，把他调到一团团部当通讯员。

杨得志虽然比朱道东才大几岁，可他特别喜爱朱道东机灵活泼的性格，对他不叫名字，而一直称他为“调皮鬼”。

朱道东参加了第二至五次反“围剿”战斗。他回忆说：多次反“围剿”中，我们虽然打了很多胜仗，但都是硬仗、恶仗、苦仗，伤亡极大。我所在的团在高兴圩、狮子岭一线打了一个月左右，牺牲了许多同志，最后还不得不撤下来，走上了长征的道路。

过乌江，这是一场比速度的战斗。红军和国民党的部队谁先到，谁就获得了胜利。先遣团奉命火速开赴乌江。那个季节，贵州细雨小雪连绵，落地结冰，路面像泼了一层桐油，当地群众称“桐油凌”。先遣团一路急行军，不知摔了多少“桐油跤”，但我们昼夜兼行，保持行军速度，先遣团抢在国民党军主力之前到达乌江渡口──龙溪。

乌江自古为天险，水深流急，两岸是数百米高刀削一般的大山，对岸有当地军阀的一个团凭险防守。我们团长杨得志集中全团枪炮，向对岸敌人开火，将敌人山顶上的工事摧毁了，残敌退往山后时，一颗子弹打在朱道东的右手手腕主动脉上，差一点“光荣”了。

敌人被暂时压了下去，但渡江成了难题。船被敌人破坏，连块木板也难找，船渡不可能了。架桥，没材料……渡江方案一个个提出来，一个个被否定。

最后，团长从团里挑选了8名水性好的战士先行试渡。用扎竹排的方式渡江，由于水流太急，巨浪向竹排凶猛地扑去，8个战士全部被水吞没。转眼间，从水中冒出来后，又“啪”的一声，竹排又撞在礁石上，接着又被激流卷到漩涡中。竹排翻了，8名勇士被漩涡卷走，全部牺牲。

在悲痛中，我们继续组织第二梯队渡江。这次在竹排上绑了扶手，并在下游水流较缓的地方选择了渡点。十几名战士前仆后继，又冲向凶猛的乌江，终于渡江成功。随后先遣团、红军主力也顺利过江。

1935年5月，红一团冒雨急行军，来到四川安顺场的大渡河边。天下着瓢泼大雨，道路泥泞不堪，朱道东所在的一团冒雨强行军70多公里，一口气赶到了大渡河渡口安顺场，迅速投入战斗。敌人在我岸一方的两个连被全歼。在渡口，战士们缴获了一条船，这是敌人自留的运输船，后来成为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唯一渡船。依靠一条小船，次日拂晓，17名勇士冲过巨浪、险滩和枪林弹雨，成功强渡大渡河。

长征途中，红一团大部分时间作前卫，没有机会看见毛主席等大首长。在部队到达甘肃省的通渭城时，那天，我们刚到驻地一会儿，毛主席就骑着一匹马，带着两个警卫员赶到了我们团住的地方。政委肖华同志问我们的团长杨得志：“毛主席来了，搞点什么招待一下呀？”在那样的条件下，能有什么东西呢？那个季节街上只有梨子卖，朱道东正在给大家倒开水，团长就说：“调皮鬼，去通知机关的同志赶快买些梨来！”毛主席和团领导谈部队情况时，团长请主席吃梨子，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看着盆里削了皮切成块的梨子，说：“梨呀，好东西，你们有辣椒粉吗？”团长又让我去找了一些来，大家都感到很奇怪：主席要辣椒粉干什么？主席可能看出了我们的疑问，看着团长说：“得志呀，你也是湖南人，怎么没有吃过辣椒粉拌梨子呀？”团长摇摇头说没吃过，主席把辣椒粉撒到梨子块上说：“嗳，好吃得很呀！不是说有酸甜苦辣四大味吗？我们这一拌是酸甜辣，没有苦了。来，大家来尝尝。”说着蛮有兴致地吃了起来。朱道东也尝了一点，确实别有风味。部队到达到延安后，有一天上午，朱道东骑着骡子送信去毛主席的住的地方，主席还没有起来，此后再也没有见过到他了。

部队到陕北整编后，杨得志去抗日军政大学了，朱道东下了部队，不再是团里的通讯员了。自1937年起，他先后参加了攻打马匪（马鸿逵）战斗、直罗镇战斗、围攻甘泉的战斗等几十场战斗，多次负伤。

1943年4月，在一个抗日战场上，朱道东再次负伤，子弹从脖子中间偏右一点点的地方穿过，流了很多的血，这次又差点成了“烈士”。伤口愈合后，身体还是很虚弱，上级就让朱道东就地退伍了。

在陕北人生地不熟，无田无地谋生，想回家又相距几千里路之遥，不但要经过敌占区，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人了。朱道东只好重操旧业，在延安一个四川人开的理发店里打工。1947年3月的一天，正在给人理发的朱道东，突然听到有人喊他“调皮鬼！”朱道东听到喊声抬头一看，原来是杨得志路过理发店门口时看到了他。此时，杨德志已经是师长了。

“调皮鬼”这一声亲切的呼声，让朱道东热泪盈眶。在了解了近况后，杨得志让他回部队。就这样，朱道东第二次穿上了军装。

杨得志师长安排他到师政治部任青年干事。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华北战场，朱道东所在部队连续进行了正太、青沧和保(定)北战役，给了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当年9月，我军在东北发动秋季攻势，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也叫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后称华北军区2兵团、第一野战军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根据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的指示，为配合东北战场的行动，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在清风店战役全歼国民党第三军两万余人。

接下来，朱道东所在部队在湖北一带活动，扩大革命队伍。到1948年2、3月间，因为战争需要，部队开往北方执行新的战斗任务。因为朱道东又受了伤不能随着部队急行军，政治部决定把他留下，让他在当地游击队治伤。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敌人包围了游击队所在村子，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游击队队员大部分牺牲了，朱道东躲在一个厕所里，钻进一堆草木灰中，躲过敌人的搜捕。朱道东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躲藏六、七天，身体稍有康复，就想方设法打听部队的去向，但周围都是国民党部队，探不到一点消息。朱道东只好穿上便衣，背了一床破被子，乘船过了长江。在九江转了几天后，遇到了一个瑞金老乡，在他的资助下，朱道东搭车到了宁都县城。然后一路要饭走回瑞金。农历4月18日，终于回到了武阳老家。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终于打回来了，朱道东在武阳罗石圩找到解放军先头部队马队长，向他介绍了当地情况。马队长请他留下来，组建武阳区中队，展开剿匪反霸斗争。1951年春，朱道东被政府送到宁都专区学习。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体格检查时，发现他多次负伤，身体有残疾，专区就给他开了一张介绍信，并给他整理个人经历材料。由于朱道东没有文化，几次托人都没有把材料交上去，最后遗失了，所以他的政治身份也就一直没有得到确认。到1970年，在战友的帮助下，以“调皮鬼”的身份与杨得志将军取得联系后才确认。

采访结束时，我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并希望他在有生之年，把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多讲一讲，给今人和后代留一份礼物，那将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2011年7月8日，记者来到瑞金市武阳镇凌田村下塘头，寻访苏区时期的儿童团长、工农剧社演员、游击队员谢流贤时，被眼前的一幕所打动：93岁的谢流贤和老伴手握着手，坐在屋前的椅子上聊天。谢流贤讲得很投入，年届九旬的老伴笑得很开心。这场景让人感动。

1918年3月，谢流贤出生于瑞金武阳凌田村一贫苦家庭。家中没有田地，父亲靠贩卖米馃为生。在谢流贤出生前，世代单传的父亲已有一个18岁的儿子谢清贤，那是其前妻所生。

4岁那年，谢流贤父母双双过世，和哥哥相依为命。哥哥谢清贤对同父异母的弟弟疼爱有加，靠给人做长工抚养弟弟。5岁的谢流贤很懂事，为减轻哥哥的负担，去给地主放牛，以换口饭吃。

哥哥在给人家做长工时，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发誓一定要让弟弟读书。在谢流贤8岁那年，哥哥将他送进了学堂。

谢流贤是个很聪明的孩子。12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瑞金东山学堂念初中。可是，才读了一年，哥哥实在无能为力了。谢流贤只好辍学回家，当时正赶上当地轰轰烈烈的“闹红”运动，他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

他每天背着木刀，手拿红缨枪，脖系红布条，带领红小鬼唱着共产儿童团歌，为红军巡逻、站岗放哨；用竹筒装上石灰水，在墙上书写革命标语；到红军医院、各个村慰问演唱；组织儿童学习文化，宣传新思想、新风尚，反封建迷信、反吸毒、反赌博等。

在村民眼中，初中生谢流贤可是一个有文化的秀才，再加上他对革命工作非常热情，1931年秋，他被推选为当地儿童团的团长。

当上团长后，谢流贤动了不少脑筋，不仅组织儿童团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宣传“扩红”，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活动，还组织了儿童团员扇子队，在红军队伍休息时，给红军战士送水打扇。另外，还规定“少共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去帮助红军家属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在整个武阳区都很有影响。

1933年4月1日（当时的儿童节），令谢流贤终生难忘，因为他参加了中央苏区共产儿童团大检阅，和全苏区300余名代表一起，在叶坪检阅场高呼口号。

当日上午8时，叶坪检阅场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会场内布置得热烈而庄严。谢流贤脚穿白布草鞋，胸系红领带，手握白木棍，精神抖擞地站立着，和参加检阅的代表一起，排成一个五角星形状的图案。

典礼开始之前，各苏区代表队的儿童团员大显身手，有唱歌的，有跳舞的，还有做游戏的，人声鼎沸，歌声嘹亮，赢得一阵阵的掌声和喝彩声。

表演结束后，儿童团大检阅正式开始。各队在检阅场上一字排开，一个队一个队地进行。先是军事项目，有列队、操练，然后是政治内容，发卷问答。儿童团员都十分认真，一丝不苟。

经过5天的比赛，评判员宣布比赛结果，才溪儿童团获得最多单项奖和总分第一。谢流贤的马刀舞也获得优胜奖，奖品是一个印有五角星的斗笠，为此他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1933年夏，多才多艺的儿童团团长谢流贤，被调往位于沙洲坝赖屋的工农剧社总社。在这里，他通过系统的学习，编演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经常跟随剧团深入战地演出，以喊口号、唱快板、说书、互相问答、演短剧等形式，鼓舞士气，宣传我军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

在战地火线宣传演出，是相当危险的。一次，谢流贤挥动着红旗喊道：“红军万万岁，白军冇一个！”“白军兄弟过来当红军！”这时，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打在后面的石壁上。大家都说他命大，可他一点也没觉得害怕。

还有一次，谢流贤正在战壕里对着白军大声唱快板：“拖枪过来，帮助工农；解放自己，解放群众。红军里头，待遇极公；吃穿发饷，官兵相同。自由平等，有始有终；欢迎你们，反水投红！”“咻……”一颗流弹射来，穿过他的大腿。谢流贤应声倒地，鲜血沾满草鞋。

谢流贤伤好后，立刻随团下乡演出，宣传“扩红”、赶圩募捐，因为当时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到关键时期，红军伤亡很多，“扩红”工作量很大。

有一天，谢流贤在沙洲坝七堡演出，巧遇来此搞调查的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背着一顶烂斗笠经过，看到他们在演出，也兴致勃勃地坐在群众当中，和大家一起看。演出结束后，还表扬大家演得很好，使谢流贤这群小演员深受鼓舞。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沙洲坝新建了一座能容纳2000人的大礼堂，并在这里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谢流贤回忆说，“二苏大”的每场演出，全体演职人员都极为严肃认真，舞台、布景、服装、道具、效果、灯光等都较完备。演出得到大学的嘉勉，毛主席还亲自招待演员们吃饭。

7月初，谢流贤又一次来到中央大礼堂演出，欢送刚刚扩红参军的新战士上前线。其中，有一个战士正是他相依为命的哥哥谢清贤。哥哥和其他新战士一样戴着大红花，坐在台下看演出。谢流贤征得团长的同意后，专门为哥哥唱了一首《十送哥当红军》：“一送哥当红军，哥哥出门没挂心；家庭观念要打破，真心向外杀敌人。二送哥当红军，当了红军要安心；为着工农谋利益，革命成功转家庭……”哥哥和许多新战士都感动得流眼泪。

谢流贤叹息道：“我没想到，那次是我第一次为哥哥唱歌，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哥哥在长征后不久就牺牲了！”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实施战略大转移。苏区戏剧队伍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随军西征，一部分留在闽赣边、粤赣边地区参加游击战争。谢流贤在于都禾丰进行最后一次演出后，赶往瑞金游击队报到。他白天跟随队长谢煜贤、谢仁福和指导员刘国珠一起躲山，晚上则找机会潜回各圩场写“打倒蒋介石！”“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后来，白军在鸡公岽一带烧山“围剿”，游击队员中有50多人牺牲。谢流贤和其他幸存队员一起，辗转深山密林，过着野人般的游击生活。

1949年8月23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回来了，瑞金解放了。政府安排谢流贤去学校教书，可他选择了去剧团工作。1953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编演了许多作品，还多次在各级文艺会演中获奖。”谢流贤说。　　　　　　　

最后保卫苏维埃的亲历者  　　　　　　

在纪念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80周年即将到来的日子，笔者在瑞金市谢坊镇罗江圩刘德扬的家里，见到了这个保卫苏维埃最后的亲历者。这位92岁的老人，面目俊朗，身材高大。 

1919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刘德扬出生在谢坊罗江圩的一户穷人家里。刘德扬的父亲刘惟财虽然会打砻和撑船，可是在那样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社会，依然很难养家糊口，由于家里穷，没有能力供刘德扬上学。小小年纪的刘德扬就要跟着父亲去帮人家干活。俗话说：“千般道艺，不如手艺！”为了一辈子不当牛做马，在刘德扬10岁的时候，父亲将他送去学裁缝，那时候乡下的裁缝没有缝纫机，全靠手工缝制衣服。徒弟只能锁扣眼，缝扣瓣。吃饭时要后上桌先下桌，吃饭吃菜都要看师傅的眼色行事，动不动就会挨打受罚。有一回，刘德扬实在馋，忍不住夹了一下荤菜，师傅就筷子脑打过来了。 

刘德扬学了一年多裁缝，除了锁扣眼缝扣瓣，什么都没有学到，有一回在一户大户人家里，做了半个月的衣服，一天，一块料子布不知道被谁剪坏了，这个财主让师傅赔了几块花边（银元），师傅要刘德扬赔，刘德扬说不是他剪坏的，师傅就打他，后来又找到他父亲刘惟财，他父亲和师傅理论起来，就这样得罪了师傅。刘德扬不能再跟他了，回家跟父亲去给人家打砻和撑船。打砻撑船都是个力气活，刘德扬年纪还小，只能打打下手。撑船是个非常辛苦的行业，老人的一首《撑船歌》得到充分说明：“撑船哥哥真可怜，日日住在大河边，大雨落来冇屋抵，大风吹来冇门掩。撑船哥哥真可怜，受人压迫多少年，军阀官僚反动派，封锁船只冇给钱。撑船哥哥真可怜，多少苦楚讲唔完，全部船工团结起，参加红军去争先……” 

刘德扬的父亲带着他去撑船，在他11岁那年，红军来了，父亲和一些手艺人聚会也会带着他去。不久这些手艺人选举他父亲刘惟财为乡代表，不久又当上了达迳区贫协主席，刘德扬参加了儿童团。刘惟财带着乡亲们分田分地，开始过着扬眉吐气的日子。 

1933年，在“红五月”扩大红军时，瑞金县分了2500名指标，毛主席在动员大会上说：“瑞金要扩大2000名红军，云集一个区承担了400名，其它别的区各承担200名。”父亲积极做好动员工作，并且他自己带头报名参加红军，结果达迳区超额完成了任务。6月，四十多岁的父亲参军后，7月，15岁还是儿童团的刘德扬也参加了红军（当时到16岁才能参加少先队）。 

刘德扬刚参加红军，来到彭迳新兵训练团时，他父亲已经结束了一个月的新兵训练，已经开到前线去了。刘德扬一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唱着：“前方炮火响连天呀，最后决战在眼前。伊呀嗨，呀荷嗨！最后决战在眼前。呀荷嗨！呀荷嗨！”的歌，分到刚刚成立不久的粤赣省军区，在16团第3营8连1排3班当战士。

刘德扬参加红军后，打过很多仗，至今还记忆犹新。而打过的仗中，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阿机岽一仗。 

那是1934年，红军主力踏上漫漫征程后，赤色首都瑞金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清剿，中央苏区形势急剧恶化。为最后保护苏维埃，红都人民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农历10月16日，当侵占瑞金之敌向会昌进攻时，为了振奋士气，鼓舞苏区群众，项英指挥红24师准备在阿机岽打一仗。刘德扬所在16团的两个独立营共约3000余人也奉令配合，集结于谢坊湾塘岗阿机岽和新桥一带，伏击东路敌军第3师。刘德扬所在部队设好埋伏后，当国民党一个排进入埋伏圈后、没有打，一个连进入埋伏圈后、没有打，当他们一个多营进入埋伏圈后才开始动手。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红军虽然占据了天时地利，但落后的武器装备使之付出了惨重代价，面对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红军没有表现出半点胆怯和退缩。当时有一个矮个子战友，身中数枪依然顽强搏杀，子弹打完了，就用长枪，直到倒下为止，场面异常惨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歼敌半个旅，击毙敌团长1人，俘敌100多人，缴获机枪三挺，长短枪500余支。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红军24师和他们两个营都暴露了，为以后的军事行动留下了众多隐患。 

1935年2月，刘德扬所在的独立16团从牛岭和马岭突围，转移到会昌高排、晓龙交界的天门嶂，驻在白竹塘。不久，粤赣省机关留守人员，会昌游击司令部，独立营和其他各地的游击队，先后转移到这里。3月初，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宣传部长李翔梧也先后率领红24师部分红军，渡过濂江来到了天门嶂山区。这时国民党军第89师、第8师、粤军第7师在安远、会昌的铲共团配合下，将天门嶂山区围得水泄不通。红军和各参战游击队与敌人浴血奋战2天，损失惨重。第3天，国民党军和铲共团开始“搜剿”，敌人分成排、班，沿山沟、山脊齐头并进，山脚下到处是密集的枪声、喊杀声。在天门嶂战斗中，贺昌等一大批指战员壮烈牺牲；粤赣省苏副主席邓学林等省县领导和游击队员被捕；独立16团和寻安会游击队，只有20多人突出重围。在战斗中，大部分队员被捕、牺牲。刘德扬受伤后失去了知觉，待到醒来后躺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老太太告诉他不要怕，她儿子也去当红军了。十多天以后刘德扬的伤好了，老太太给了他一副柴络，一把镰刀，穿了一套她儿子的烂衣服，一路要饭回家。

回忆起当年保卫苏维埃打游击的日子，老人感慨万千：“我们躲躲藏藏，不能主动跟他们打，因为我们缺少弹药，平时一个人只有两三个子弹，而且还是子弹壳填土硝的再造子弹，原造子弹挑出来给了机枪用。因为缺少食盐，我们有时还会自备一点豆豉下饭。” 

刘德扬回家后，红军时分的田已被土豪收回去了。国民党政府要所有参加过红军的人都要去自新。但刘德扬没有去。当时，自新的人臂上戴一个写有字的布片（他没有文化，不知道是什么字）。 

半年多以后，他父亲刘惟财也回来了。原来，他父亲长征途中在贵州省被打散了，其中有五六个人被当地民团俘虏后，准备枪毙时，一个白头发胡子很长的少数民族首领，看见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就让他留下来给他们做工。刘惟财给他们打了几座砻，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后，对他的看管不是那么严了，于是就找了一个机会溜了。他一路要饭来到广西，在广西的江西会馆里，要到了两个大头毫子，会馆把他送上了开往韶关的火车。在韶关下火车后，又一路要饭到赣州。在赣州遇到一个谢坊人在那里撑船，这个人给了刘惟财三升米回瑞金。几天后，刘惟财在快要到家的武阳安富村投宿时，被当地土豪认出来了，说他分过田，当过土匪干部，把他抓起来折磨了三天，后来是地下党委托刘姓族人把他赎了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刘德扬参加了土改队，积极为革命工作。现享受红军失散人员待遇，有了一个幸福晚年。

（作者系瑞金市民协副主席，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