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小平

范远乔,1933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位红军班长,在中央红军长征后的一次保卫战中负伤被捕，之后历尽艰辛，忍辱负重，在九死一生的险恶环境下还对共产党忠贞不渝，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并活到百岁……

范老说：我是1933年7月参加红军，是独立营一连二排六班的班长，虽当了班长，但因年龄小，个子也小，未上战场打过仗。1934年年11月初我连奉命到福建省长汀县境内的九里岭阻击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李延年部,听战友说汀州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我二十四师决定在长汀与瑞金之间的分水岭(九里岭)一带阻击敌人。九里岭距瑞金只有三十公里，山势险峻，从山脚到山顶十来里故称九里岭。一条公路盘旋曲折，是通往瑞金的必经之路，有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守住瑞金的最后一道屏障。我进入阵地时，战斗不知打了多久，敌方火力非常猛，排枪（即机关枪）、火炮象雨点一样，我心里非常紧张，不敢看战斗场面，当听到负伤的战友喊叫时，我便不顾危险，拿起枪就向敌人开火。我军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顽强的我们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阵地的树木几乎被烧焦，怕死的国民党兵虽然不敢往上冲，其实是他们不知红军主力已经转移，意在拖住红军主力。我军利用这一机会与强十倍的敌兵较量，目的是多拖一天，红军主力的安全就多一分。

战斗越打越激烈，我连挂彩、牺牲的战友剧增，为了坚守阵地，战友们轮换吃饭。一天，因伤员太多，连长叫我护送伤员到古城治疗，刚准备吃午饭时，前方传来消息九里岭失守。敌众我寡，不得不放弃最后一道防线。我连上去时一百多人，撤下来只有三十来人，大部分战友牺牲在九里岭阻击战斗中。战友们顾不上吃饭，把做好的饭菜只好倒掉，急忙集合队伍，抬上伤员退到瑞金合龙。国民党军李延年部攻克九里岭防线后也不敢冒险进犯，疑似我红军主力布下伏兵，直至11月10日才占领瑞金。

国民党军占领瑞金后，我独立营随红军二十四师，部分派遣到岗面的黄沙保卫红军兵工厂，这座兵工厂是我留守部队的重要命脉。据指挥员讲，项英及其红军将领视其比生命还重要。我们在山坡上构筑一道道工事，准备打一个伏击战，狠狠打击来犯之敌。几天后，一名红军侦察员回到营部报告敌人马上过来了。

全营红军紧急行动起来，很快进入阵地，二个小时后，一支穿黄泥制服的国民党军懒洋洋并排出现在蜿蜒的山路上。如同两条刚出洞的黄蛇慢慢游弋。因为没料到被撵着跑的红军会在这里设伏，他们行军也是慢吞吞的，队伍线拉得很长。我们看到国民党军整个前头部队进入伏击圈，既兴奋又紧张，个个摩拳擦掌，严阵以待。不一会，指挥员一声令下，我们的火力一齐射向敌人，打得白匪军抱头鼠窜，战友们热情高涨。可是，敌军实在太多，象蚂蚁一样往前爬，精良的武器、大炮不断向我们轰。敌人猛攻，我们死守，排枪一扫，树叶、松针象下雨一样沙沙地响，我们的武器、火力的确不如他们，每打退敌人的一次进攻，枪炮声一停，山下的敌人就叫嚣：“山上的土匪快投降吧，不投降的，将被剥皮，活埋……”。战友们深知:国民党反动派的可恶，宁可战死，决不投降当叛徒，只有共产党才能为劳苦大众谋幸福。

战斗快结束时，我不幸负伤，一颗子弹击中我的大腿，血流不止，被强行抬下火线。当时已经没有红军医院了（野战医院早已撤走），所幸子弹只穿肌肉而过，没伤及骨头，也不用动手术取弹头。兵工厂失守后，我连损失较为严重,重新整编的一百多人只剩下不足二十人,部队必须马上转移到九堡铜钵山，随同转移的有县委机关、县大队等，为了不影响部队的机动，领导把伤员就地安排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养伤。临别时,营长、连长都过来看我们，营长哽咽地说：“同志们，安心养伤，我们是暂时的转移，不要多久，红军、党还会回来的，我们一定会打败反动派，把所有的根据地夺回来，消灭白军。组织会把你们安排到可靠的红军家属家里，养好伤，回到部队继续革命。”营长的这番话鼓舞着我们活下去的勇气，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首长给每人发了10枚五年毫子（能在红色地区和敌占区通用的银币）和三十多枚红军毫子。这时，我们都哭了，深知部队已经够艰难的，还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

我安排到一老表家里，这位好心的大爷姓陈，几个儿子都参加革命牺牲了，是个可靠的群众。家中只有夫妻俩相依为命，尽管生活清贫，对我的到来非常热情，视我如亲人。部队给陈家补助1000斤谷票和1000元钱（红军钱币）。我得到他们的细心照料,可是白军查得相当严,到处张贴标语,宣传口号,保长天天在村头高叫:“参加过红军的.为红军做过事的,尽快到保里、乡里登记自首；家里窝藏红军的统统送交乡里；自首者宽大处理。违抗者一律处死，谁窝藏红军干部、伤病员罪加一等。我白天躲藏在屋子里不能挪动半步,大小便只能在房间里解决，衣服不能换洗，我负伤时，伤口没有很好处理，严重恶化，常常高烧不止，每天只能敷陈大爷偷偷采来的草药。不是陈大爷老俩口的精心照料，整日整夜地守护在病床前，哪能活到今天？如今，我常常告诉儿孙们，陈大爷一家是好人，苏区老百姓对党、对红军的贡献太多太多了，他们都是无名英雄。晚上偷偷摸摸出来透透气也得先观察好，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没过几天传来消息，红军伤病员被查出来连同寄养户一同处死，吓得陈家不知如何是好，生怕我们落入虎口，无法向党向组织交待，我为了不连累他人主动提出寻找部队。虽在风口浪尖，好心的陈老汉死活不让我走，苦苦相劝：“伤口没痊愈，人生地不熟，部队又不知去向，沿途关卡重重，待伤愈后再作打算。”我虽知前途艰险，但处境不容我多想。不能给好人再添麻烦，不能因我害了这家子，这样活着太没良心了。我决心已定，无耐之下，大爷给我三斤大米，一床破棉絮，乘着月色送我踏上寻找部队之路。

岗面乡黄沙到九堡铜钵山只有几十里路，对于正常人来说不足一天就能走到，可是我是红军伤员，是敌人要抓的对象，那能走大道？还好我是瑞金本地人，地形略知一二，想方设法绕过敌人的重重关卡，夜行晓宿，尽量不走大道，遇上偏僻的小村庄就上前讨点饭吃。好在红军刚转移，时间不长老百姓对红军还有感情，对红军失散人员、伤病员还是很关心的。虽然不敢收留我们，但还是会送点吃的给我们。经过十多天“长途”跋涉、连滚带爬终于到达九堡铜钵山上，面对茫茫的大山，那有部队的踪迹,部队早已不知去向。找当地人打听,个个都摇头不知，生怕说漏了嘴，陌生人不知你的身份，若碰上国民党探子那就遭殃！胆大的、或者好心人，只告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进行过惨烈战斗，双方伤亡许多之类的话。许多群众生怕遭来杀身之祸。

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是我人生目标，找到党、找到部队是我坚定信念。就是踏遍整个铜钵山也要找，我怀抱这样的信心决定走进大山深处。可是铜钵山也不是太平之地，驻守在瑞金的国民党军四处不断搜山，铜钵山是重点“对象”，敌人扬言：“所有山都要过搜，所有村庄都要过洗，挖地三尺也要把红军主力挖出来，也要把共党铲除掉”。我白天只能在山上边躲藏边寻找，到了晚上下来找点吃的。为了尽快找到队伍，拖着伤腿，忍着饥寒躲避敌人的追捕，一座山头接着一座山头翻，一条坑一条坑地找。

有一天，碰上了一位也在找部队的红军战友，多了个伴。但人一多行动更加困难，更要远离村民了。此时狡猾的国民党反动派常常伪装成失散红军打听部队的下落，伤病员的藏身之地和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中心，游击队的驻地。好心的村民一但蒙骗上当，将以“通匪”之罪名遭来杀身之祸，并殃及家人和村子里的所有百姓。我们的日子更加困难,几乎靠竹笋、野菜、野果充饥度日,白天在山上挖好春笋,晚上偷偷下山,躲在小村庄后面的草丛中静静地注视村子里的动静,等到夜深人静时才能小心摸进村子,敲开好心群众的家门,麻烦群众把生笋煮熟后带回给战友吃，人偶尔吃一点春笋无大碍，如果天天吃，春笋当主粮，无油无盐，日见消瘦，走路无精打采。

至于住，大树下、草丛中、山梁上就是安身之处。为了不被国民党“剿匪”部队发现，我们只能躲藏在深山老林中，走过的小道，要将蜘蛛网横拉在路上来迷惑敌人。

1935年4、5月间，国民党敌军又对汀瑞边游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敌人在政治上推行保甲制、连坐法和移民并村，实行封山封坑政策，企图切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军事上，敌人采用“梳式”战术，妄图一举消灭红军游击队。在这恶劣的环境下，游击队员们过着天当被，地当床，靠挖野菜、摘野果充饥，剥杉树皮搭寮御寒的“野人”生活。我们伤病员的处境比游击队来讲又更糟糕，以前，还可被好心的造纸作坊工人收留一段日子，分一点吃的给我们。如今残酷无情的国民党“清剿”部队连深山老林中的纸作坊也不放过，一但发现窝藏或者是接济红军，统统以通匪论处，连同老板一起处死。

经过数日努力寻找红军部队，虽没找到，但已聚集了五位红军伤员。有一天,我们五个战友来到小山沟的一个小村庄，非常偏僻，一条长满青苔的路伸向远方，小山村全被茂密的森林包裹着，到山外有几十里，外人根本不知道这里还有人类活动，全村只有三户人家,家家户户只有老人。我们的到来，他们不感到惊奇，以前常有红军、游击队在此落脚，是可靠的群众。老人们视我们如远归的亲人，热情款待，我们如久旱逢甘露，又如孩子找着娘，太高兴了。

好景不长，没几天周围山梁上出现很多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他们在山上叫嚣：“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再不出来，我们开枪了”、“放火烧山，烧死这些土匪……”不时放几声冷枪，这时，老乡们将我们隐藏起来。国民党“清剿”部队也是怕死鬼，不敢贸然下来，生怕丛林中埋伏着红军队伍，盲目放几排枪，又溜走了。一直到天黑，老乡才让我们出来。晚上我们五个战友商量，这一带既来了很多国民党军，说明红军、游击队也在附近，为了不殃及好心的老乡，要尽快离开此地，找到队伍。第二天早上，果然不出所料，来了两个“红军”战士，在村子中打听我们。来者手中提着一串手榴弹，身穿红军制服，跟老乡打听，村中有没有失散红军。大山深处的老乡那知是敌人的诡计？便带到我们的住处，一见面便说：他们是红军首长派来寻找失散红军及伤病员的，找你们找得好辛苦呀！听到此，我们五人喜出望外，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部队亲人来寻找我们，来接我们了。接着对方又询问我们有多少人？有武器吗？有手榴弹吗？（当时红军及游击队武器弹药不多，伤病员的装备一律上交，没有武器），听到没有武器，对方好象松了口气。可我们太兴奋了，无所顾及，一拐一拐地跟着他们就上路了。走到一处开阔地，见到的是一排排荷枪实弹国民党兵，所有枪支一齐对准我们五个手无寸铁的红军战士。我们上当了，上当了……。后悔为时已晚。

在押解的路上，我们吃尽了苦头，除我们五人外，被捕的红军战友及游击队员还有十几人，可恶的反动派用一根大绳把战友一连串捆绑起来，由于有的战友伤痛严重，赶路缓慢，反动派不但不同情，还训斥“红军土匪”等一些难听的话，枪托、皮鞭、竹鞭、不断侍候，有几个没走多久就被活活打死。越接近九堡圩，遭毒打越多，原来，沿途地主、富农、还乡团听说我们被押解路过此地，早早地在大路旁等候，当我们一靠近，男的用锄头、棍棒、竹鞭等狠狠地往我们身上打，女的用锥子扎、辣椒水、大便、污物乱泼。口中大骂“该死的土匪，我们的田地、财产被你们分光了，我们现在回来报仇了，捉到每一个红军土匪，都得剥他的皮，抽他的筋。下油锅炸，叫他们永世不得超生。”说句良心话，国民党押解我们的部队中，也有个别好心人，常常鸣枪拒斥那些可恶的地主、富农。否则我们十几人非死在地主、富农、还乡团的乱棒之下。

我们像被牵牲口一样押解到瑞金县城，全被关押在牢房，被捕的战友很多，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更多的是操外地口音的战友，相见时都抱着痛哭流涕，诉说几个月来寻找部队苦难历程，迫切了解红军部队的近况。

也有些党员干部，意志非常顽强，不断教育狱中战友：宁死不屈，决不能暴露党和红军的机密，决不当叛徒。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我们是为人民谋幸福，消灭剥削阶级而被捕的，挺起胸膛，坚强些。

在狱中，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杀害被俘红军战士及伤病员，采用极其卑鄙的手段，说来可能有人不相信，平常牢房里吃的连猪狗都不如，被俘红军的待遇更是糟糕，受过牢狱之灾的人可能知晓狱中生活状况。有一天，抬来大米稀粥，颜色发黄，虽然稀，但对于我们而言，就是难得一见的大餐，我将饭碗端上去，施舍了半碗，见不多，哀求道：“多给一点吧！好长时间没见着米饭了”，话音未落，“啪”的一鞭打在我的背上，看守骂道：“不知死活的家伙，你还想做梦”！不但没多讨到一点，反而碗中的全泼了，还狠狠地挨了一鞭子。也就是这一鞭子，救了我的命。原来狠心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处死红军“俘虏”，在粥里面加入一种毒药——黄竹水，这是一种致命的泄药，人喝了这东西，即使壮汉，也熬不过三五天非毙命不可，与我关在一起的战友没几个活着出来。这种毒辣又极其卑鄙的手段对付俘虏，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能做得出来。

被村中长辈担保出狱后，我第一个愿望就是找到党组织和红军部队，早日推翻万恶的旧社会。得知胡荣佳领导的汀瑞游击队就在我家附近活动，联系上了胡荣佳队长。我恳切地对他说：“我是红军战士，我要加入你们的队伍，消灭反动派。我虽然因负伤被捕过，但我没有出卖红军、背叛党，请相信我，并愿意接受党的审查。”但胡荣佳和游击队领导慎重考虑后，对我说：“你是被亲朋好友担保出来的，你再加入游击队，全村都要遭殃。我们不能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你虽然没有加入游击队，同样可以为游击队做事，也一样干革命，我们会证明你的清白。”为此，我这编外游击队员，经常帮汀瑞游击队送信、放哨。我家也成为游击队联络处。经常帮助游击队购买物品，了解山外情况。

解放后，我的腰杆马上直起来了，党组织也敞开怀抱欢迎我。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任瑞金县南郊乡主席、乡长，象湖区、黄柏区组织委员等基层领导干部。1983年7月光荣退休，现已经百岁了，依旧对共产党忠贞不渝。

（作者系本市泽覃乡明星小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