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  安

保密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正如1997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决定》指出：“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命，保胜利；和平建设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白色恐怖，党之所以能够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西北苏区等十多块苏区，并在“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①的中央苏区建立了全国性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初始执政探索，这与党领导开展的卓有成效的保密工作分不开的。重温中央苏区时期无数革命先辈和先烈们用鲜血写成的红色保密历史，总结其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苏区精神，对于在全面协调推进“四个战略”布局中，提高各级党员干部的保密意识，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保密工作始终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和管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为适应白色恐怖下党开展斗争的需要，决定在中央建立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中央特科，周恩来直接领导特科工作，保密工作由特科直接负责。1928年，中央成立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保密工作由秘密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管理。3月28日，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下发《关于秘密技术工作的规定》。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加强机关工作，中共中央秘书处把交通科一分为二，外埠交通科（简称外交科，主要工作是开辟交通干线，设立秘密联络点；培训交通员，肩负秘密联络任务；建立秘密交通工作的社会关系；研究秘密传递文件的新技术）和内埠交通科（简称内交科，设有若干个联络地点和固定交通员，主要工作是转送各机关互送的文件材料，与各机关各领导人身边的交通员有业务指导关系）。8月21日，《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号——建立党内交通网》指出：“八七紧急会议议决中央须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②

1930年10月，为便于与各苏区交通联络，中共中央成立交通局。《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指出：“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的关系必须尽可能的与尽最大速度的将它们打通，这首先便需要交通站在整个苏区与苏区附近的敌人统治的交通要道上完全建立起来。”③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央交通局在香港、汕头、大埔等地，建立起一条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红色地下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一直坚持到中央红军长征，成为一条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红色通道，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干事卓雄后来回忆：“不管敌人严密封锁，我们的交通员都出色地完成了每一次的护送任务，每次都能化险为夷，逢凶化吉，机智、勇敢地处理每一个险境。”④

此外，在党的领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国家政治保卫局训令第十二号——加紧与敌人侦探斗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等文件。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也相应制定了许多关于保密工作的文件或制度。

在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保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当前，要做好保密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既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做好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本质要求。保密工作与时俱进，必须要在中央保密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关于保密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领会好、执行好中央关于保密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保障。

中央苏区时期，无数革命先烈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事业坚定的信念，宁可牺牲生命，也要保守党的秘密。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保密工作优良传统的本源，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忠诚信念”的高贵品德。1932年冬，地下交通员李寿科为掩护其他交通员和物资安全转移，与数十倍的敌人展开搏斗，英勇牺牲。敌人愤怒地砍下他的头颅挂在县城示众。1933年夏，交通员冯华接到护送代表到中央苏区参加“二苏大会”以及部分苏区急需的无线电零件的任务。当冯华等到达汕头时，被叛徒发现。冯华为掩护护送人员安全转移而遭国民党逮捕。面对国民党汕头军警处的残酷审讯，即便遭受烧红的铬铁，冯华依然信仰坚定，没有泄露机密一个字，最终惨遭国民党枪杀，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中央红军长征后，1935年12月，继续开展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大埔地下交通站站长郑启彬，被叛徒抓住。他们想从郑启彬身上获取党的秘密。但是，郑启彬面对酷刑所体现出来的宁死不屈、对党忠贞不渝的大无畏精神，令他们大失所望，最后被敌人杀害，年仅27岁。

正是因为保密工作者对党的绝对忠诚，在国统区笼罩着惊人的恐怖气氛中，党的一批批精英、一份份绝密文件、一批批紧缺物资才得以安全地从敌人鼻子底下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央苏区。仅1932年到1933年初，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钱希均、蔡畅、邓颖超、李一氓、刘晓、河可夫、吴亮平、钱之光、刘少奇、杨尚昆、张闻天、博古等近40名干部转移到中央苏区；还有兵工厂、制弹厂、造币厂、印刷厂等的技术工人多批。⑤通过地下交通线，“300多位中共精英乔装打扮成商人、牧师、医生、教师、挑夫、土匪等身份，他们在中共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秘密地从上海乘轮船抵香港、汕头，转乘火车到潮州再乘船到大埔、青溪，而后翻山越岭徙步进入中央苏区”⑥，在党、政、军和文艺等各方面，进行了艰辛探索实践，使苏区各项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他们工作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很强，是党的宝贵财富，其中的许多人，如李克农、李六如、王观澜、邓颖超、徐特立、伍修权、蔡畅、李伯钊等，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史上有影响的著名人物。

中央苏区时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为了真理存，献身为革命。”这就是当时保密工作者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他们作为坚守工作岗位上的保密工作者，怀着对党和保密事业的无比忠诚，践行苏区精神，战胜一切困难，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书写了共产党员忠贞不渝的壮丽篇章。当前，要做好保密工作，必须要继续弘扬他们的这种伟大精神，保持坚定信仰，以理想信念作为支撑，在对社会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多变、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复杂形势之下，始终做到对党和保密事业绝对忠诚，不折不扣执行党的铁的保密纪律，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实践中作出应有贡献。

中央苏区时期，做好保密工作的一大特色就是坚持群众路线。正是因为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才能有力地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大规模军事“围剿”和严密经济封锁。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这次会议能够安全顺利举行，与中央采取的严密保密措施密切相关。会议同时布置了两个会场，真会场秘密地设在瑞金叶坪谢家祠堂，为了迷惑敌人，另外又在福建长汀设立了一个公开的假会场，结果假会场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在真会场如期举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布置真假会场就是一项重要的保密措施。1931年11月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经历了国民党军队的五次“围剿”，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胜利，这一方面是毛泽东“诱敌深入、集中力量、各个击破、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军事思想的胜利，另一方面与红军严格的保密工作有直接的关系。第五次反“围剿”虽然失败，但红军8万多人顺利撤出，通过蒋介石精心设置的几道封锁线，与撤退过程中严格的保密工作和与广东地方军阀陈济棠达成借道的秘密协议及对红军撤退行动保密有直接的关系。此外，中央苏区广大群众对红军的对外贸易，军需物资供应渠道和苏区银行制币地点严格保密，为中央红军打破封锁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保密工作如无源之水，将不可能取得成效的。当前，要做好保密工作，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基层和广大群众中去，了解真实情况，掌握一手资料，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的实效性和科学性，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实践中努力开创保密工作新局面。

总之，中央苏区时期保密工作的历史经验，是党早期积累的极为宝贵财富。今天，世界风云变幻，保密工作面临着较过去更为复杂更为严峻的形势，这就要求保密工作者在工作中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从中央苏区保密工作中汲取丰富营养，进一步树立对党、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党忠诚，坚定信念，把执行党的铁的保密纪律放在第一位，努力续写新时期保密工作的新辉煌。

注释：

①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1年11月4日），《人民日报》，2011年11月5日。

②转引自《忠诚服务者——中央苏区秘书工作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③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1页。

④李元健、柯兆星：《苏维埃血脉——上海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

⑤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吴德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⑥李元健、柯兆星：《苏维埃血脉——上海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118页。

（作者系赣州市中央苏区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