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军

 

摘要：《红色中华》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为配合当时苏维埃建设的需要，《红色中华》报利用其报纸特有的宣传动员功能，在宣传中央政策、法令；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扩大红军；筹集物资，支援前线；监督、批评苏维埃政府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当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参与苏维埃建设的有力助手。

关键词：红色中华；苏维埃建设；动员；群众

 

1931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红色政权，这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数千年以来任何政权的新的政治制度开始运作和发挥作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①]苏维埃共和国作为工农劳苦大众专政的政权，必须建立在广大群众的基础之上，必须与群众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关联。毛泽东指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苏维埃具有绝大的力量，他已经成为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而且也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的力量的伟大，是历史上任何国家形式都不能比拟的。但他的力量完全依靠于民众，他不能有一刻离开民众。”^[②]因此，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到苏维埃运动中来，而《红色中华》报就是当时党动员、组织群众参与苏维埃运动的有力助手。

一

1931 年 12 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其办报宗旨：“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③]《红色中华》报秉承办报宗旨，通过大量新闻信息的宣传报道，对当时苏维埃革命运动和政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作用，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主要舆论宣传工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她直接依靠于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政府要动员一切民众力量去组织和支持革命战争。”[④]动员群众参与苏维埃建设成为《红色中华》报的主要任务之一，正如其“发刊词”中所指出的：“目前他的工作：第一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这不但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还要能热烈的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法律、命令，及一切决议。能运用自己的政权，达到镇压反革命的阶级，实现自己阶级的利益与要求。......”[⑤]自创刊以来，为配合、支持党和政府的各项中心工作，《红色中华》运用其报刊特有的宣传动员功能，积极动员、组织广大群众参与到苏维埃运动中来。如有选择地刊登了中央政府的各种政策、决议，帮助群众了解苏维埃国家的发展方向；动员群众参加扩大红军运动，保障红军兵源；动员群众节约粮食、筹集物资，支援前线；引导、动员群众监督、批评苏维埃政府等等。

（一）颁布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法令，让群众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治政方略。

要吸引群众参与到苏维埃建设中来，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苏维埃国家的主人，首先要让他们了解苏维埃政府的相关法令、政策，而“法令与决议的实施，不单靠命令，主要还是依靠提高群众阶级觉悟与热情，来拥护法令的实施。”[⑥]《红色中华》便是帮助苏维埃政府让工农群众及时了解政府相关法令、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帮助群众转变角色，进而自发的拥护政府相关政策、法令的新闻舆论工具。

《红色中华》创刊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已经正式成立，但中央苏区却还没有一个中央级的政府机关刊物，政府的许多政策、法令都无法直接最快速、最直接地传播到广大苏区群众中。《红色中华》报的创办便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成为了当时苏区公文传递的载体。第41期《红色中华》第四、五版中缝刊载的一篇短文向读者介绍《红色中华》报的性质与内容：“本报是中央政府的机关报，除登载中央一级各机关必须发表的重要文件外，兼含有日报性质，登载苏区内的苏维埃建设状况，登刊红军发展情形，并登刊世界大事，国际革命运动形势......。”[⑦]《红色中华》作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几乎每期都刊有中央政府的文告、命令、决议、宣言。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等，此外有些政府决议、法令还仅在《红色中华》中发布，如第161期《红色中华》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苏区五一劳动节的决定》，文章在公布的政府决定内容之后特别加有附注：“此决定在红中发表外不再另印发。各级党部即根据此讨论执行”。[⑧]由此可见，《红色中华》已然成为当时苏维埃政府重要文件的传递载体。

（二）全面动员群众参加扩红，确保红色政权兵员供给

红军的兵源来自广大的工农群众。初期，扩大红军主要是通过建立和扩大地方革命武装，然后将地方武装升编为主力军这种途经。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扩大红军工作改为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根据地青年自愿加入红军。[⑨]

1932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先后三次掀起大规模的扩大红军运动。在每次的宣传动员中，《红色中华》都担当了动员者、组织者的重要角色，为帮助扩大红军运动圆满完成任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从1933年9月，中央苏区红军开始投入到艰苦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遭受严重损失，扩大红军工作显得尤为紧迫。1933年9月30日，第114期《红色中华》刊登了《本报关于扩大红军的号召》，编委热情的呼吁广大群众响应政府的号召，并表示今后《红色中华》报将全力参与到“扩大红军”运动的宣组织工作中来：“本报除了热烈响应中央局的决定以外，特号召全苏区的工农劳动群众，以及本报的全体读者与全体通讯员，立即开始以突击的方式战斗的紧张的动员起来，争取赤少模范队，独立营整连整营整团的加入红军去。......本报愿以最大的篇幅刊载一切模范的动员，每个扩大红军的捷报！同志们！战斗的动员起来响应本报的号召啊！”[⑩]

1934年5月18日，第190期《红色中华》第一版发表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签发的《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文章用极富号召性的语言向广大群众介绍当时激烈的战斗时势，指出此时已经到了与敌人决战的紧急关头，并提出当前紧迫的扩红任务：“中国共产党和中革军委在中央苏区群众面前，提出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号召，我们热烈的要求，全体赤少队员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给这一战斗号召，以布尔什维克的回答！”[11]1934年9月4日，第228期《红色中华》第二版发表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发布的《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提出九月份争取扩大三万个新红军战士的任务，再次将扩大红军运动推向高潮。

此外，《红色中华》报对于扩红运动的宣传不仅限于刊登中央发布的文件，1934年5月至7月，《红色中华》先后发表了有关扩大红军的社论、文件、通讯、评论、简讯和宣传漫画等170多篇。如5月28日第194期《红色中华》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内容都与扩红运动有关。又如6月23日第206期《红色中华》第二版标题为“三个月扩红计划完成了”，全版分别刊登了《光荣的中央直属县》、《粤赣赣南也完成了》、《五万已经完成了》、《江西扩红突击的近况》、《完成了三个月计划的次序》、《总动员部关于进行赤少队突击的决定》等多篇扩红消息稿。中央关于扩大红军的号召与宣传，通过《红色中华》第一时间流传到了广大群众中，扩大了扩红运动的影响力，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关注、参与到这一运动中来。

（三）发动人们筹粮筹款，保障前线供给

由于长期处于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苏区军民的物资供给较为困难。特别是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时，红军部队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起来。1934年起，为了支援前线，中央苏区开展筹集钱粮、收集物资等运动以保障红军战士的物资供给。而这一运动的推行，除中央机关和各级党政部门的宣传发动之外，《红色中华》的新闻舆论功能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深入发动苏区粮食运动，解决红军迫切需要粮食的问题，1934年6月5日第198期《红色中华》第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呼吁群众用节约的方式来支援前线红军，保证红军供给。6月9日第200期《红色中华》第一版发表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的《红军等着我们的粮食吃》社论。文章指出，在炮火连天的战区，我们每日与敌人肉搏的英勇红军，更需要大量的粮食，因此，他主张运用群众所亲身闻见的敌人奸淫抢劫焚烧屠杀的残酷事实来动员广大群众开展武装的斗争，充足红军的给养。最后吴亮平提问道：“工农群众们，我们的兄弟父子，最英勇地涌上了前线去和那万恶的敌人进行血战，我们难道能让他们挨饿吗？不！绝对不能！”[12]6月12日，第201期《红色中华》第一版发表《多一粒子弹多消灭一个敌人——紧急动员起来！为收集钢铁锡子弹壳而斗争》的通讯，呼吁：“同志们：你们都愿意多要死几个白匪，多杀死几个法西斯国民党吧？如果是愿意的，那么就要赶快去收集制造武器的铜铁锡和子弹壳，我们多了一颗子弹壳，多了几两铜铁，就可以多消灭几个万恶的敌人。”[13]7月5日，第210期《红色中华》第三版通版刊登《红军一定要有衣穿，要有被盖》文章，呼吁广大群众“在保证红军给养的任务上大倍加紧的努力，我们决不能让我们亲爱的红军战士挨一点饿，受一点寒。每一块布，每一个钱，第一粒谷子，首先供给前方红军，这是我们每一个工农群众的光荣的神圣的义务与责任。”[14]《红色中华》报以其报刊特有的形势，用极富号召力的语言，深情地呼唤，为帮助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支援红军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四）引导群众监督、批评苏维埃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与腐败现象和不良风气作斗争。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当着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允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绝不姑息。这种充分的民主精神也只有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存在。”[15]《红色中华》作为中央苏区最权威、最核心的传媒，作为中央政府的主要宣传阵地，就是此种精神为办报宗旨，运用其报刊媒体特有的监督功能，对当时苏维埃内部存在的贪污腐败等不良风气，从不同角度予以揭露、抨击；运用其报刊特有的宣传动员功能，引导广大群众参与监督、批评苏维埃政府的运动中来。

中央领导人项英、何叔衡、董必武等常把《红色中华》当作反腐倡廉的重要阵地，经常通过《红色中华》把检察工作的方针、政策等最快、最广泛地告之民众，动员和发动民众配合工农检察部的各项工作，以达到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目的。

1932年2月17日，第10期《红色中华》第一版刊登了中央政府主席项英的《发展生产节俭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社论文章，号召：“我们要坚决同那些浪费金钱，滥耗政府财政的人作斗争，我们要号召工农群众驱逐那些人出苏维埃机关！”[16]文章激情的呼吁与动员，从而拉开了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序幕。1932年3月2日，《红色中华》再次发表项英文章《反对浪费，严惩贪污》，文章指出现在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的紧张时刻，在后方的同志，除了积极领导群众去参加革命战争建立巩固的后防外，最重要的就是节俭经济来供给红军，帮助红军去进行革命战争。这个时候，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对此，项英义正词严地指出：“贪污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准许有的事，如若发生呢，即是苏维埃政府的羞耻。我们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重的惩办。”[17]

此外，为提高群众的警觉，激发群众的积极性，《红色中华》报还开设“突击队”、“铁棍”、“铁锤”、“铁帚”、“可耻的黑板”等专栏，专门刊登犀利的批评性稿件，揭露苏维埃的各种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现象。如第13期刊登的《好安乐的民警局长》、第14期的《好阔气的江西政治保卫分局》、第23期的《不看上级政府命令的长汀县苏主席》、第27期的《官僚式的河田乡苏主席》、第31期的《不负责帮助耕种的塞下苏维埃政府》、第32期的《福建省苏机关中的官僚腐气》、第33期的《秘密屠耕牛发财的龙池乡主席》、第48期的《马上的文化部长》、第57期《两个宝贝的公审》、第60期的《大梦沉沉的区乡苏主席》等文章。如《两个宝贝的公审》陈述了在中央工农检察部的号召之下，中央政府举行检举运动，公审许文亮与刘开两个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者，把他们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的事实完全揭发并开除其公职的事实。文章最后强调，希望“以这一例子，来警醒全苏区的工农群众，随时揭发各级政府及革命机关内的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的官僚主义者，给以无产阶级的铁锤痛击，叫他们一个个滚出苏维埃去！”

二

《红色中华》报作为中央机关报，为配合当时苏维埃建设的需要，《红色中华》报利用其报纸特有的宣传动员功能，为动员、发动人民群众投入苏维埃建设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出色地完成了党和政府赋予的光荣任务。

作为新闻媒介，《红色中华》最直接、最迅速的将苏维埃政府的相关政策、法令、决议传递到工农群众手中，成为了当时苏区公文传递的载体。为帮助工农群众从理解苏维埃的法令、政策，到真心地拥护、执行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动员群众参加扩大红军运动方面，《红色中华》以积极的宣传，大版面的报导，以文件、社论、图表、漫画相结合的方式宣传动员，为帮助扩大红军任务的圆满完成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199期《红色中华》第一版刊登了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关于《红五月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总结》，宣布光荣的超过了二万七千人的原定计划，并总结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绩的“极端重要的原因，是依靠于广大群众武装上前线的热情。经过我们的宣传鼓动，许许多多的群众了解他们自己的位置是在火线上！他们现在唯一神圣的事业就是加入红军，为土地为自由为苏维埃政权奋斗到底。”[18]

在节约粮食、筹集物资，支援前线方面，经过《红色中华》的大力宣传与动员，很大程度缓解了前线红军的物资供应紧张的问题。如第223期《红色中华》刊登的《二十四万担粮食动员的总结》和《收集军用器材初步总结》社论，对当前工作作了初步总结，并对筹集物资、支援前线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引导群众监督、批评苏维埃政府方面，根据1934年3月27日第160期《红色中华》第三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的《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可知，中央苏区的反腐斗争“获得了大的成绩。”这表现在，被检举的部门多，涉案人员广，惩治力度重：所检举的机关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劳动，土地三部，粮食调济局，贸易总局......。被检举的份子，会计科长与科员十个，管理科科长及科员八个，总务处长三个......。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二千零五十三元六角六分，棉花二百七十斤，金戒子四个。被检举的处罚，经过群众提议贪污份子送法庭制裁的二十九人，开除工作的三个，包屁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一人......。文章还特别指出，取得如此成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群众的参加与揭发，使反贪污斗争更加开展，同时警觉了某些部门自动的在我们帮助之下，进行反贪污斗争，在每次检举中发动了群众的斗争，经过了群众的审判，教育了我们机关的工作人员。”[19]

《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指出苏维埃办的报纸“必须抓住每一时期党的与苏维埃的中心策略与中心工作的宣传与鼓动”。[20]《红色中华》作为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时刻围绕着每一时期政府的中心工作展开宣传动员，为促进各时期政府中心工作的圆满完成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在纪念《红色中华》百期特刊上，李富春对一年来《红色中华》所取得的成绩作了如下概括：“他根据党和苏维埃所提出的中心任务和口号更具体的宣传和号召广大群众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得到了千千万万群众的有力回答，退还公债，节省经济，扩大红军等等战斗任务的具体号召，已收获了伟大的果实，它成为党和苏维埃的策略口号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成为党和苏维埃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领导革命战争的有力助手！”[21]可见，《红色中华》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在及时报导国际国内形势；宣传苏维埃各项政策、决议；扩大红军、支援前线；打击贪污浪费等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绩。《红色中华》已然成为了党和政府组织群众参与苏维埃建设的有力助手。（钟军，本馆保陈部史料编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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