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杨 荣 彬

 

陈云同志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中央苏区是他一生当中辉煌的时期之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指挥中枢。陈云由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局委员、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主席团常委。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陈云在中央苏区所做出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933年1月，全国总工会机关随上海的党中央相继迁入中央苏区。全国总工会迁到瑞金后，与全总苏区执行局进行了合并，统称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简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陈云任党团书记兼副委员长。全总执行局成立后，开始着手健全中央苏区各级工会。陈云在深入福建长汀县城等地调查研究的同时，参加了组织筹建工作，他根据苏区工人运动的特点，结合多年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按产业行业分别召开苏区工人代表大会，先后建立了五大产业工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33年4月，中国农业工人工会最先建立。刘少奇在成立大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农业工人的任务》的报告，会上通过了《中国农业工人会章程》和农业工人经济斗争纲领，毛泽东还向农业工会提出了扩大红军、检查土地、加紧春耕夏耕等要求。接着，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也宣告成立。刘少奇主持成立大会，陈云出席了大会。随后，中国纸业工人工会、中国苦力运输工人工会、国家企业职工工会相继成立，从而结束了中央苏区只有地方职工工会，没有系统产业工会的历史。此外，还在

注释：[1]《中华全国总工会给赤色职工国际报告——中国苏维埃区域工会工作概况》，1934年3月1日。

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和赣南等5个省分别成立了职工联合会。中共苏区共有62个县成立了职工联合会。省、县还建立了系统的产业工会。“在中央苏区的基本区域(即巩固的苏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人加入了工会” ^[1]，到1934年，全中央苏区共有工会会员14.5万人。在陈云等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各级工会得到了健全和加强，统一了苏区工人运动。

“苏区工人组织了坚强的阶级工会。这种工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同时它又成了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学校。”^[2]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曾对苏区工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33年3月13日，全总执行局与中共临时中央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洋溪村合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陈云还兼教了工人运动史课程；陈云理论联系实际、内容丰富生动的讲课风格，深得学员欢迎。在陈云的带动下，各级工会都举办了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训练班，提高工人素质，一大批经过培训的工会干部迅速充实到各部门。“一年以来，在中央苏区，工会供给了差不多一万个工人干部到苏维埃、红军、党、团、各种群众团体工作。各苏区在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工人占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各级苏维埃主席多数是工人、雇农、苦力，红军长官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3]中央苏区的工会建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为了粉碎蒋介石连续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在中国农业工人代表大会和中国店员手艺工人代表大会上倡议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得到了广大苏区工人的积极响应，陈云与刘少奇经过不懈努力、周到细致的工作，有1万多名工人参加了红军。1933年8月1日，在红都瑞金举行了誓师成立大会。“由于整个部队全部是工人阶级的成份，在每次战斗中，都发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模范作用，因此，领导上很重视这支工人阶级的武装。”^[4]红军工人师的成立，为中央苏区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陈云在鼓励工人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创办军需和民办工业的同时，要求“工会干部要学会做生意”。他敏锐的感觉到，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必须打通与白区的贸易往来。中央国民经济部还设立了对外贸易局，吸引了白区物资、资金、技术为苏区经济建设服务。江口贸易分局“先后在赣州同大大小小的商家签订了不少贸易合同” ^[5]，有力地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陈云还把开展工人劳动竞赛等活动作为工会的着力点，充分发挥苏

注释： [2]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4年1月，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309页。 [3]《中华全国总工会给赤色职工国际报告——中国苏维埃区域工会工作概况》，1934年3月1日。 [4]梁广：《中央苏区工人运动片断》，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第116页。[5]王中仁：《中央苏区时期的水上运输工会工作》，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第144页。

区工人的带头、示范作用，中央苏区工人在“节衣缩食，支援前线”活动中，仅1934年5月，就捐赠“布草鞋4.3万多双，麻草鞋9000多双，菜干8900余担，衣物3900余件，鸡鸭猪肉2.1285万斤，大洋1141元。”^[6]苏区工人对于中央苏区巩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使工人阶级成为当时中央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坚强柱石和战斗堡垒。”^[7]

陈云在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后了解到，中央苏区不少工作已经受到“左”倾错误影响，脱离实际，甚至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推行过“左”的政策。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在1932年1月生效实施后，虽然明确了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改善生活待遇等问题，由于忽视根据地闭塞、落后的现状，“对工资、工时、社会保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待遇等方面，都提出了超越当时苏区经济条件所许可的过高要求”^[8]。硬性规定“实行8小时工作制，每个工人每周经常有42小时的连续休息” ^[9]等等。不少企业不堪重负而关门倒闭，加剧了工人失业，经济一度萧条。1933年1月，陈云刚到中央苏区，在福建长汀县城水东街主持召开了省工联干部座谈会，在听取省工联干部汇报后指出：“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不要机械地执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不要过分强调8小时工作制，对商店作坊也不要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 ^[10]同年4月，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在中共苏区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提出：“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 ^[11]严厉批评“机械地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 ^[12]认为上述错误，“主要来源于政治上的工团主义，同时也由于我们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并不深入群众，不去估量商店、作坊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形，只是提出一般的并不适合企业的笼统的要求和纲领。” ^[13]

陈云为纠正工人经济斗争中“左”的错误，1933年6月，来到时称“红色小上海”

注释：[6]《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第397页。[7]梁广：《中央苏区工人运动片断》，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第119页。[8]、[9]、[10]王德铭：《回忆福建省职工联合会的一段历史》，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第164-168页。[11]、[12]、[13]陈云：《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  1933年4月25日，《斗争》第9期。

的长汀蹲点调查，发现中央苏区的职工合同“都是照抄劳动法和江西、福建两省工会所发的斗争纲领，所以大半是千篇一律，没有地方性，没有企业的特殊性，没有时间性。” ^[14]指导汀洲果业店员重新订立了劳动合同，并撰写了《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文，这篇文章“既坚持了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和原则，又调动了资方人员的积极性；既纠正了一些工会干部工作的教条、机械、呆板的工作方法，又调整了当时的劳资关系，繁荣了汀洲的经济。” ^[15]

在陈云的推动下，1933年3月2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8次常会讨论，决定修改《劳动法》。1933年10月15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合签署，颁布了《关于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修改后的《劳动法》，不仅变通了劳动时间，也减少了休假时间，改变了付薪方式，减轻了业主负担，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思想，已基本适应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环境，激发了工人的革命热情。《劳动法》得以修改，与陈云的务实工作密不可分。

陈云在领导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在反“左”的同时，注重纠“左”。他在1933年8月发表的《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一文中，明确指出要“丝毫不放松纠正经济斗争中‘左’的倾向，反对一切命令强迫群众的方式，因为这种‘左’的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 ^[16]就如何纠正“左”的错误？陈云认为“纠正‘左’的倾向，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不是容易的事。如果没有耐心的说服工作，没有充分准备工作，没有去解除工人实际上所遭遇的困难，一切企图用‘命令’的方式通过一切，这实际上丝毫不能解决‘左’倾错误，而且在工人中间，可能发生更坏的不满意工会领导的情绪。” ^[17]

陈云还主张，“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把发展苏区的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要使工人了解，不彻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因此，要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 ^[18]并且提出了正确的苏区经济斗争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引起了苏维埃政府决策层的高度关注。随后，毛泽东连续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系统阐述了苏区经济工作，极大地推动

注释：[14]陈云：《怎样订立劳动合同》，1933年7月2日，《斗争》第18期。[15]黄玉书：《对汀州市总工会的回忆》，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第177页。[16]、[17]、[18]陈云：《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1933年8月22日，《斗争》第23期。

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

面对国民党蒋介石连续的军事“围剿”，来到红都瑞金出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的陈云，总结从事白区工作的经验，经过深思熟虑撰写了《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这份具有纲领性的文件，体现了党对白区斗争的路线和原则，也标志着对白区斗争策略的转变。

陈云在该文中，阐述了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党在白区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如“反对苛捐杂税，要求减捐减税，要求自由买米买盐，反对抓丁筑路，要求筑路给工资等等。” ^[19]对于领导斗争的策略“不是要提出许多要求，不要提出过高的群众还不了解或不能立刻为这些要求而起来的斗争口号。在提出要求时，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适合他们的需要，并估计争取每个日常斗争胜利的可能性。我们领导的艺术，不在于口号提得多，提得高，而在于每个口号为当时当地所能接受，并立刻起来斗争。” ^[20]

中央苏区工作部是党设立适应当时统战工作的机构。陈云围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创造性地宣传、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策反国民党军队，开展赤白贸易，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际斗争中实践和形成了“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21]的统一战线理论。要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实属不易。应该说，陈云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下，进行大胆探索，走出了一条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统战道路，无疑对根据地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有着积极的意义。

陈云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还在多方收集游击区斗争资料的基础上，1934年9月撰写了《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剖析游击区的游击战争没有广泛开展的主要因素和存在的问题，针对性提出应采取的原则与策略，“应该加强游击部队的政治上、军事上的教育，加强党的领导，派遣政治上最坚定的干部，健全党的支部，在政治上，军事上，党的领导上，保证这些游击部队能够坚持的执行党的路线去开游击战争。不仅加强游击部

注释：[19]、[20]陈云：《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1934年6月7日，《陈云文选》。[2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645页。

队的领导，必须使游击战争成为群众的游击战争。” ^[22]这篇文章发表在第72期《斗争》上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处于紧急关头，不仅指明了当时的斗争方向，也为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坚持并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央苏区频繁反“围剿”和在打破经济封锁的战争环境中，如何动员和依靠群众，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陈云多年来在中央苏区倡导的工作作风。

早在1933年4月，陈云刚到中央苏区不久，在《关于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一文里就郑重提出了“党和工会对经济斗争的领导，必须纠正官僚主义。” ^[23]批评“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改善工人生活” ^[24]的倾向。很多事实正是这样。陈云在《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一文中，批评了这个巡视员对工人提出的实际困难充耳不闻，对“如何解决没有饭吃的问题，如何向政府要求免土地税的问题” ^[25] ，不加以讨论，而一味命令式地要求大家加紧查田运动、扩大工人师、退还公债、退还谷票等七大工作。陈云提出 “要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使苏区干部认识到领导方式、领导艺术的重要性，他深入浅出地分析说， 这“好比锁着的两扇大门，我们要进屋子去，一定要个锁匙来开那把铁锁。做这个锁匙是什么呢？就是拿住工人愿意做的那个工作做起，不要呆板照我们自己所想的来做，因为只有工人愿意做，他感觉需要做的工作做起，才能把他推动起来，只要他们推动起来工作了，只要我们及时的活泼的领导，许多工作都可联系起来，逐渐完成。” ^[26]中央苏区正是运用这些方法，创造出“苏维埃第一等工作”。

1934年1月，陈云在给江西省于都县岭背区突击队队长谢绍武一封信中，对岭背区的工作现状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岭背区的工作落后，不是岭背区群众不好，不是全区各个组织不好，也不是所有突击队员要不得，问题却是你的思想与这一思想所支配着你的领导要不得” ^[27]。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你是否在干部中兜圈子，深入了群众没有” ^[28]，陈云认为在工作方法上，“动员干部是必要的，但不是停留在干部，而要深入群众” ^[29]。

注释：[22]陈云：《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1934年9月14日，《斗争》第72期。[23]、[24]陈云：《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1933年4月25日，《斗争》第9期。[25]、[26]陈云：《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1933年7月5日，《斗争》第9期。[27]、[28]、[29]陈云：《给于都县岭背区突击队长谢绍武同志的信》，1934年1月19日，《斗争》第43期。

陈云在这方面率先做出了榜样。从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到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这期间他频繁深入基层工会和企业，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1933年9月，他调查了离瑞金城近50公里的冈面兵工厂，“亲自找了许多工人和干部谈话，并且对生产质量、成本计算、节约、发明创造、克服困难，以及加强民主管理等方面作了重要指示。” ^[30]另外，在塞上机械厂，了解到该厂的厂长不时刑罚职工、作风霸道时，当即在厂职工大会上，“提出了该厂存在的严重问题，提议必须给厂长撤离处分”^[31]。工人对陈云体察群众疾苦，秉公办事的作风非常钦佩，纷纷称赞说：“这是哪里派来的‘包公’！”陈云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树立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人民群众当中的良好形象，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和塑造起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员）

 

 

 

 

 

 

 

 

 

 

 

 

注释：[30]、[31]马文：《忆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