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钊

      我是在苏区和敌后搞过文艺工作的。不少同志经常来问苏区的文艺工作是怎么搞的？我想对这个问题作一点简短的回忆。

      同志们都读过毛泽东同志一九二九年为苏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红军是来自群众的，红军的文艺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有壁报，有歌曲，有双簧，有快板。我们既要学习和运用这些生动活泼的好形式，又要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质量。当时，来自群众方面的雏形的文艺创作，简直象雨后春笋，势如汪洋大海，他们扭秧歌，踩高跷，自编自演各种文艺节目，宣传白军的溃败，红军的胜利。为了把苏区的文艺工作组织起来，周以栗、叶剑英、何长工等同志倡导创立了瑞金红军学校俱乐部。他们还发起成立了工农剧社。我记得工农剧社社歌的歌词是：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显示新社会的光明。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说明红军文艺的方向是很明确的。

      在苏区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由潘汉年和瞿秋白负责，成立了高尔基戏剧学校。学校同团中央密切配合。学生的来源，百分之九十五是共青团员。除了培养青年学生外，还招收地方班和红军班。地方班是培养各县、区工农剧社的干部。红军班是培养各个军团政治部的宣传队。如一军团战士剧社、三军团火线剧社等的骨干，都到高尔基戏剧学校受过训练。学校的教员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白区党组织派来的，如胡底、钱壮飞、沙可夫等。一部分是红军中从事文艺工作的，如赵品三等。第三部分人是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做戏剧、美术、音乐工作的俘虏。使用这一部分人，当时是有争论的。有的同志不赞成让这些人当教员。但中央认为，应当争取他们过来为我们服务。我们红军部队对待俘虏过来的官兵的政策是：愿留下的可留下。这个政策也适用于对待文艺方面的人士，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有音乐、舞蹈、戏剧讲座等，还练习柔软体操，进行形体训练等。政治课主要讲政治常识，大多数由红军学校的教员任教。学校是白手起家，校舍设在一个祠堂里，略加修改。数学设备，不少是红军的战利品，如钢琴、提琴等。教师中有一位曾经是上海左联的舞台美术工作者，名字叫倪志侠，擅长做软的景片和舞台装置。演戏时，他就带领学生自己动手做布景。学校的学制开始是一年，后来改为一年半到两年。地方班和红军班都为期两年。我们一方面给地方和红军培训骨干，一方面也向地方和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学习，吸取他们的艺术实践经验，充实我们的教材。高尔基戏剧学校培养出了不少成绩好的演员，如刘秀章、郭滴海、杜锦秀、小演员秋兰等。刘秀章擅长兴国山歌“哎呀来”，很受群众欢迎。

      在高尔基戏剧学校工作的教师曾经示范演出了一些戏剧。当时比较有名和影响较大的话剧《我——红军》。尉本是由沙可夫同志执笔，赵品三等同志参加创作的。剧情大意是：一个商人兼地主家的丫头爱上了一个红军。封建压迫和阶级压迫，不允许这个姑娘跟苏区的红军来往。丫头和战士的恋爱只能秘密进行。丫头的主人在民族矛盾更激烈的时候，尚有一点爱国思想，常常念叨“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但是，当红军的力量发展到他周围，阶级矛盾上升了，他就感到革命的力量对他是致命的威胁。他不仅战栗，还勾结县城的国民党军队来镇压红军，这些矛盾形成戏剧中的主要纠葛，戏的结尾是：红军打倒了这个地方的恶势力。红军胜利了，丫头终于找到了她爱慕的红军战士。

      另一个戏是《战斗的夏天》。一九三二年，毛主席调查研究土改问题后回到瑞金九堡区驻区。当时，高尔基戏剧学校附属的中央剧团正好在那里休息。大家见了毛主席，立刻热情地围着他，恭敬地给他唱歌表演。毛主席的警卫员接过毛主席手中的雨伞，找了块石头让毛主席坐下看我们演出。毛主席很高兴地看着，还跟我们讲调查土改问题的情况。他说，要开展查田运动，要查出富农隐藏的田地。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我们很快就创作出了话剧《战斗的夏天》，写一个富农的老婆千方百计隐瞒她家田地的亩数。不管她如何狡猾毒辣，总瞒不过群众的眼睛。在群众监督之下，政府终于查清了她家多占的田地，并分给了贫苦的农民。这个剧的主题歌词就是：“查田，查田，要查出富农隐藏的田地。”

      第三个剧是胡底同志写的《红色间谍》。内容是写红军对白军开展的士兵运动，要争取白军当红军。这个戏教给了红军到白军中去做工作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其中最妙的是训练红军面部表情要皮笑肉不笑，要善于应付白军特工人员的检查。

      还有一个名叫《无论如何要胜利》的戏，写一个瞎眼的姑娘应付白军占领苏区以后狡诈搜索。她机智地骗过了白军，争取了时间，迎接红军到来，赶走了白军。

      这些演出，对培训学员和推动当时的群众文艺，都起了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