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联星

    石联星（1914-1984）女，湖北省黄梅县人，是苏区红色戏剧运动的开拓者之一，1932年赴江西瑞金，先后在列宁师范学校、红军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任教，并参加红军俱乐部、工农剧社。新中国成立后，积极献身于年轻的人民电影事业。先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北京电影学院教表演、导演课。1984年8月1日逝世。

      赤色首都瑞金的红军学校俱乐部，每到礼拜六室内堂屋成为我们的舞台，舞台上没有复杂的布景与华丽的前幕，但有两盏明亮的油灯。红校学员干部嘹亮的歌声与欢笑声显得非常热闹。乡亲们每次都来参加晚会，和同志们齐坐在长条板凳上。有时到处都站满了人。未开幕前大家兴高采烈地唱着歌，有时还互相挑战进行歌咏比赛，有唱苏联革命歌曲的，有唱我们自己编写的歌曲，有唱民歌的……俱乐部主任赵品三同志在那里来回忙碌着。晚会节目丰富多彩，唱歌、跳舞、双簧、清唱京剧、提琴独奏、口琴独奏，李伯钊同志的苏联《农民舞》和沙可夫同志的独唱，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在这里洋溢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愉快，这确实深深地激动着我这刚从学校来参加革命的学生，我感到非常惊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欢乐与友情，从此后我也参加唱歌跳舞，就这样我开始踏上艺术工作的道路，这是一九三二年的事。

      不久工农剧社正式活跃起来了，除了社长是脱产以外，其余的社员都是红校及机关中的干部。开始演出了《北宁路上的退兵》 (沙可夫编剧)，内容是写“九—·八”事变后，国民党士兵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表示愤怒与反抗。

      一九三三年初高尔基戏剧学校成立了，蓝衫剧团也成立了，工农剧社的活动就更加有基础了。伯钊同志任剧校的校长和蓝衫团的团长，工农剧社的社长我记不大清，好像开始是张欣同志，后来是倪志侠同志、洪水同志。高尔基剧校的学生大都是农村调来的，学员的年龄悬殊很大，有四十几岁的，有七八岁的。教员除伯钊同志什么都教外，还有台湾来的几位女同志和男同志，还有我，课目有政治课（经常请红校的政治教员来教），舞蹈、音乐、排练和文化课由我们几个人分担。学校也经常举行晚会，有时跟工农剧社联合举行演出；有歌舞、活报剧、小型的歌剧（近乎秧歌剧）和话剧等节目，主要内容是反敌人“围剿”，保卫土地革命果实。

      这一年夏天，伯钊同志带领蓝衫剧团（团员大部分是学校的学员）到前方各军团去进行慰问，留在家里的一部分学生仍然进行正规的上课。他们慰问的时间约有三个多月，在前方受到各军团指战员热烈的欢迎，当我们欢迎他们归来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精神饱满，晒得黝黑而且还带了许多新的节目回来了。

      话剧是一天天活跃起来了，为了准备迎接第二届苏维埃代表会议，工农剧社组织了不少节目。瞿秋白同志、钱壮飞同志、胡底同志给了这次演出许多帮助与指导。在大会中我们演出了《我——红军》（集体创作，张欣执笔），歌颂当红军是最光荣的事。《沈阳号炮》（胡底编剧），写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围剿”，《烙痕》（田汉编剧），《战斗的夏天》、《活菩萨》（胡底编剧），揭露富农地主借封建迷信来进行破坏工农民主政权的反动罪行等。为了动员赤卫军上前线，我们进行创作并演出了《我们的位置在前线》等歌剧及歌曲，给新战士很大的鼓舞。

      敌人五次“围剿”开始后，我们的生活更加紧张，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高尔基戏剧学校已不可能再正式上课了。学生和教员混合组成三个演出组出发到前线去慰问部队，我和王普青带一组是去慰问三军团的，当我们走了三天路到达目的地时，就收到瞿秋白同志打来的电报，要我们立即回去，我们不知道什么事，认为刚刚走到还没进行演出就回去不很好，很想马上演一场戏再走，但部队同志告诉我们说战士们都在打草鞋没空，我们也只得作罢。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都纳闷，心里很乱，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带路的同志并没把我们带到瑞金原来的住处，而将我们这群孩子带到一个山边田野两间孤单的草房中去，等我们一抬头已看到秋白同志站在草房的屋搪下迎接我们了（秋白同志当时是教育部长）。这时已是傍晚时分，见山边有挑着大行军锅的队伍在沉默的向前赶着路程，我们感到情况有变动了，秋白同志领我们进屋，没等我们开口就告诉我们说中央已经北上了，伯钊同志他们也出发了，当时剧团里最大的是王普青和我，最小的是丘兰和郭滴海（他们只有八九岁），听到这个突然的消息，都禁不住难过了。秋白同志像慈母般地一个个安慰着说：“不要难受，我们还有不少人哪！还有不少部队啦！我们跟他们留下来打游击！”他说话的时候还在发烧哩，他的肺病很重，我记得他脸色不好而且有些肿，他的话每个字都打动着我们的心，使我们这群像失掉了母亲的孩子又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里来了一样，这时我们又充满了无穷的热力、温暖和希望。当天晚饭后点上油灯，秋白同志把我叫到他身边，拉着我的手告诉我说钟维剑同志也出发了，他将维剑给我留下的被子、帐子、毛衣和外边带进来的一套灰呢子单衣裤，还有一封用红墨水写的信交给我，信中还有几张边区票，我压制着自己不要哭，但眼泪已经流出来。秋白同志再三安慰我说：“不要难受，不要哭，今后总会有机会见面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见到我们的中央红军，能见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就这样我们怀着无比坚定的信心和无穷的希望，跟着秋白同志参加到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打游击的队伍中了。

      我们留下来打游击的戏剧工作者分成了三个剧团：红旗剧团（刘月华，施月娥，施英负责），战号剧团（赵品三同志负责，由宋发明带领），火星剧团（我与王普青同志负责)。每个剧团约有二十余人，剧团的成员除高尔基剧校的学生教员外，还有在红校做文化戏剧工作的同志，象赵品三同志、崔音波同志等。

      按秋白同志的指示，这三个团先分散到农村部队去进行演出活动。那时大部队虽北上了，群众生活虽紧张，但敌人离得还不算太近，群众生活还是很有秩序的。我们只要有机会就在群众赶集的庙台上演出。内容大都是要群众坚壁清野，不给国民党留下一粒粮食，不给敌人通风报信，号召红军家属带头做个光荣的军属，不要听信地主富农的造谣，严防他们的破坏等。当时群众看我们的演出，热情很高，有时看了还不想走。我们还到村子里去进行口头宣传，后来我们编写了歌子，唯一的音乐家崔音波不在我们这个队伍里，我们就利用江西与福建的民歌、山歌的调子配了许多歌词，这个事情告诉了秋白同志，他非常同意也非常高兴，来信要我们积极地进行集体创作。后来我们就分成小组进行歌曲的创作，我们二十几个人总共写了近二百多首歌词，还有较长的大鼓词。我写的《王大嫂>大鼓词，内容是描写一位红军家属自与丈夫分别后，积极参加游击战的工作。秋白同志亲自动笔修改，还送《红色中华》报发表了。后来这首大鼓词受到红军战士及群众的欢迎。不久又创作了《女英雄》（话剧本），是我执笔的，配合着别的节目在部队和群众中演出。群众对我们真象亲人一样，我们有时分散住在他们家，替他们做些家务事，如烧火、晒蕃薯干、打柴等，因那时田里的庄稼大都收回来了，没有什么活儿。老百姓一提到红军就要落泪，说红军怎么好共产党怎么好，红军共产党来了他们穷人分到田，分到房子，礼拜六还来帮助他们耕田做活，政府还处处照顾红军家属优待红军家属，买盐总是尽他们先买。

      快过年了（我记不清是新年还是旧年），秋白同志带信来叫我们都回到总部去（临时的一个驻点）。不久三个剧团都汇集了，秋白同志说总部决定为庆祝新年进行汇报演出，因此组织一次盛大的晚会，并且进行评奖以资鼓励。我们都像孩子般的高兴，积极准备节目，秋白同志搜集我们三个剧团所编写的歌词剧本，他说：“这些东西不要丢了，我们现在虽没有什么音乐家诗人剧作家，但是山歌民歌是很好的东西，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要学着很好的来运用。”在空余时间我们围坐在他的身边，听他讲中国和外国的民间故事与小说，他讲到法捷耶夫的《毁灭》，讲《死魂灵》，也讲到《第四十一》等作品。他又像严父又象慈母般的教导我们、抚爱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

      新年一天天地接近了，公务班的同志们和老乡们帮助我们在树林中搭了一个有棚的不太大的舞台，还有后幕，有简单的门窗布景，台前挂了两盏透亮的汽灯，观众除了秋白同志外还有陈潭秋同志、毛泽覃同志、何老（何叔衡）、粱伯台同志、项英同志等。还有附近的老百姓。开始下着小雨，后来雨愈下愈大了，他们打着伞戴着斗笠一直站着看完，每次节目演完时他们还鼓掌，我们情绪很高，非常兴奋，将几个月来在群众中受到欢迎的节目都表演了，话剧有《李宝莲》、《我们的队伍来了》、《女英雄》，舞蹈有《台湾人民反抗殖民者压迫舞》，及大鼓书《王大嫂》等。第二天评奖，秋白同志给我们整个演出提了意见，本来还要继续给我们谈，但情况很紧急，我们三个剧团立即被分散到战斗部队里去了。临别时秋白同志再三叮咛我们，要跟着部队好好工作，尽一切可能进行演出，做好宣传工作。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那间很小的草房，向南开着窗子，他站在桌前，一面收拾文件书籍，一面和我们谈着话。谁知自那次分别后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教导了，可恨无耻叛徒的告发，瞿秋白同志在福建长汀被害，秋白同志牺牲已整整二十二年了。今天中国人民取得胜利，欣欣向荣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正当话剧五十周年纪念的日子里，使我怀着无限的敬意来悼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他那坚毅不屈的和谦逊的态度，勤劳不懈的，而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他的革命精神，他那共产主义者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我们自到战斗部队后，生活就更加紧张起来，首先要精简东西，剧团演出的东西都必须我们自己背。崔音波同志（朝鲜族）什么东西都不带，但是他那把小提琴一定得背着。我们这些小鬼是丢了这个也舍不得，丢了那个又有纪念意义，最后还是赵品三同志提议将跳舞衣都穿在身上（男同志是红背心黑短裤，女同志是海军服。这样做有两种好处，一是行军轻便，服装不会丢，二是演出时方便），随时将外衣一脱就可以进行表演。当时不可能有多余的枪支分给我们，剧团里有不少的红缨枪，我们大人孩子一人一支，除了这些外，每人要背几斤重的米袋。我们有的穿着红军制服，也有的穿着便装，但是都打绑褪，大家这样装扮起来俨然像个红军战士。大家兴奋地和战士一道行军，我们这个剧团被分配到刘伯坚同志的赣南军区部队里，这个部队约有二千多人。刘伯坚同志很胖，但他从来不掉队，开始我们这群孩子跟在他的后面走，爬了一个山冈又一个山冈，走了一天又一天，看到我们没有一个人掉队，他高兴的笑了，有时我们还一路唱着山歌做点鼓动工作。我们的小战士丘兰和郭滴海也拿着红缨枪跟在后面。开头夜行军很不习惯，心情很紧张，一来怕掉队，二来怕掉到山谷里去，后来我们每人背上放一块白布，将我们插到战士们当中去，不管天晴下雨，有月亮有星星，只要你紧跟着前面一块白布走就没有错。不久我们锻炼得能一边走一边睡觉，而且摔跤还不会太多，摔了跤连叫都不叫一声，马上爬起来又走。到了村子里，只要我们轻轻敲着门叫声同志哥、同志嫂时，老百姓就像迎接亲人似的点着明柴来开门。我记得有一次雨夜三更去叫老百姓的门，门开了看见是我们来了，大人孩子都起来为我们烧水做饭（用他们自己家的粮食），老大爷老大娘看着我们浑身在滴着水，他们像心痛自己的孩子似的马上架起柴火来，将我们的衣服拧干帮我们烤，替我们打洗脚水，替我们缝鞋带缝衣扣，弄得我们实在过意不去，非常不安。临走时我们给他们米钱和柴钱他们怎么也不要，当然我们还是偷偷地留下。临出门时老大娘还抓了一把红薯干塞到我们的口袋里，口口声声地说：“乖乖，你们吃这样的苦都是为着我们哪！”她悄悄在我耳边说：“可要当心AB团”(AB团是国民党的反动组织，专门向敌人通风报信，若我们人少他们就动手)

      又经过一些日子，汀州前线捷报传来，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接着前方战士的部队调下来整编了，那时我们离敌人约有五六十里，我们与归来的战士开联欢晚会。老百姓听说红军打了胜仗，高兴得了不得，杀猪宰羊，部队也杀了些不能走动的骡马。大会餐后就在一个树林中开晚会，那次舞台是工兵连的同志替我们搭的，舞台不高，但很大，同志们坐在地下也很容易看到表演。舞台背景都是用树枝插起来的，很优美，台口两边甩树干架起大瓦盆（老百姓不用的已经破了的瓦盆），盆中放上明柴（燃烧得很亮的松柴）。战士们怕不够亮，又与老百姓去打了很多明柴，扎起两根树形的大火炬，真像过节似的。晚会开始了，参加晚会的有一两千战士，村子里的老百姓是照例被请坐在最前面。战士们彼此进行唱歌竞赛，有时是集体的，有时是个人的，有时老百姓也与战士们对唱，有时是剧团的演员与他们对唱，歌词大都是随唱随编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结合具体事件，如这次打了胜仗我们缴了敌人多少枪，消灭了多少敌人，敌人如何狼狈，我们战士如何英勇等。有时也唱情歌，内容大都是红军如何勉励亲人坚持斗争，将来总有团圆的日子，妻子又是怎样鼓励丈夫击勇敢杀敌人，保田保家乡。晚会除了这些以外就是我们的表演（话剧、舞蹈等），晚会一直开到深夜，战士们燃起了火把，有的是去宿营地，有的是马上开往前线。他们的健壮、乐观，昂扬的歌声，振荡着大地，这样漫长的火龙、铁流，穿过山林与田野，他们在前进，去勇敢的迎接敌人。

      这次演出可说是最近几个月来最大的一次演出，自此后敌人越来越近了，包围得越来越紧了，日子一天天更加艰难了，正规的演出再没举行过。我们仍然跟在部队的中间继续行军。小丘兰和郭滴海再也跟不上队伍了。战士们对待这些小演员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和弟妹一样，他们除了背着枪支子弹粮食外，经常换班背着这两个孩子，他们舍不得丢下他们。丘兰是红军粉碎敌人三次“围剿”中在龙岩敌人火炕中抢救出的贫苦孤儿，她亲眼看到敌人杀害了她的父母。一九三三年她到高尔基戏剧学校时只有七岁，沉默寡言，她的小心灵受到很大创伤，因此她带着很大忧郁，很难看到她的笑容，但是她是很聪明很伶俐的，而且对敌人抱着莫大的仇恨。自从她跟我们一起生活之后，渐渐开始活泼起来，有说有笑了。她主演《李宝莲》，演得非常好，跳舞也跳得很好。郭滴海是个贫农家的孩子，比丘兰大一岁，男孩，当部队经过他家门时，他跑回家看望父母，我们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谁知他还是找到了我们，并带了一些吃的来。战士们常说，只要能活着就一定会带他们，决不把他们丢掉。经过长期的夜行军和几次战斗，这两个孩子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到现在也没听说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大概他们与战士们同在山林中牺牲了。

      另外还有几个龙岩和兴国的女孩子，经过行军后也不知去向了。唱兴国山歌唱得最好的陈亭秀，干部们和战士们都爱听她的歌声，在夜行军中她病在一家无人住的老百姓的角楼上，这时老百姓都上山了，她一步也不能走，体温很高，这时部队仍在继续前进，这种情况下若留下她一个人不是饿死就是被AB团杀死，战士们无论如何舍不得丢下她，我亲眼看到战士们将她从角楼上背上，然后几个人背着她继续行军。战士们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演员，这种阶级友爱是叫人永难遗忘的。

      牛岭遭遇战中我们牺牲很大，刘伯坚同志在那次战斗中被俘，后来英勇牺牲了。原有两千多人，后来都打散了。刚一开火，子弹唔晤的从我头上飞过，开头我有一些害怕，我也不懂得那样的子弹离我还很远，后来战斗愈来愈厉害了，我也不知道怕，也来不及怕了，我见到一个战士被敌人子弹打中他身边挂的手榴弹，他的腿被炸掉了半边，但他还能走，我扶着他，战士们从山顶上撤退下来，我扶着他不知怎么一直滑到山谷中，我一点也没受伤，但是他发现自己腿伤得厉害，再也不能走了。我只得紧跟其他战士们跑进森林中。天黑了，我们在林中躲藏起来，倾盆大雨淋得头都抬不起来，浑身冷得直发抖，对面见不到人，在这当口真奇怪，不知是谁举起一把破雨伞给我打上，我也不敢问是谁，怕林中有敌人，就这样几个人相依为命的挤在一起。除了雨打着树叶的声音和山涧的水流声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我们到了一种什么境地呢？我们那些同志呢？敌人是否在我们周围呢？现在无法辨认，我们就这样等待着……天渐渐有些发白了，雨也小了一点，一看林中还有我们近百十来人，坐在我身旁的除了几位战士外，打伞的原来是赵品三同志，我心中充满着希望，拧着湿透了的衣服，里面那件跳舞的红背心紧紧地贴在我身上，我轻轻地拉了拉衣领口，心想什么时候还能和同志们开晚会、跳舞、演话剧呢？这时东方更加发白了，大家都默默不语地跟着临时的指挥员前进。我们走出这座森林，又进那座森林，大家仍怀着坚毅的胜利的信念前进！

      这些事一转眼已是二十几年了，时间隔得太久，有许多事情都记不太清了。长征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戏剧活动，伯钊同志和沙可夫同志会更清楚，我是一九三二年才去的，是刚参加革命的学生，政治水平文化水平都很低，对于许多问题了解得很少，后一部分是凭我能记得的并与赵品三同志共同想起来的一些回忆，若有差错，以后想起来或别的同志想起来后再进行改正。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