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发展——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之比较

周景春

【摘 要】: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一脉相承,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苏区精神对井冈山精神的传承主要表现在精神内涵上的内在统一性上,即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上。苏区精神又是井冈山精神的发展,苏区精神对井冈山精神的丰富与深化主要表现为求真务实、清正廉洁、争创一流、无私奉献。

  【关键词】:苏区精神 井冈山精神 传承 发展

  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在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精神便是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在领导根据地军民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培育起来的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涵的革命精神。井冈山精神不仅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捍卫根据地的精神动力,更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头。

  1929年1月,为保卫井冈山,发展革命力量,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向赣南出击,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1930年秋至1931年秋,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苏区,并于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苏区精神便是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创建、发展和保卫以中央苏区为核心的全国各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1]为主要内涵的革命精神。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延续与壮大;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一、传承

  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一脉相承,即它们在精神内涵上存在共性与内在统一性。苏区精神对井冈山精神的传承主要表现在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几个方面。

  (一)坚定信念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期,井冈山军民心中的革命圣火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井冈山的革命火种之所以能够成长为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靠的就是根据地军民对中国革命光明前途坚定的信念。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深刻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够存在和长期发展的客观依据,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仿佛黑夜中的一道曙光,照亮了革命前行的道路,在井冈山迅速汇聚成一股强烈的信念,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坚定了革命必胜信念。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残酷的战场上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在凶残敌人的屠刀下视死如归、慷慨就义……以自己的英勇行动实践了革命信念的坚定与决心。 

  同样,坚定信念也是苏区精神的重要灵魂。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是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下建立、发展起来的,面对国民党军事 “围剿”与经济封锁,苏区军民始终怀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相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在革命的征途中前仆后继、义无反顾。1930年1月,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章结合红军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基本思想。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鼓舞了苏区军民,坚定了军民革命信念与决心。所以无论反“围剿”战争多么残酷,革命需要苏区人民作出多么巨大的牺牲,苏区军民都义无反顾。中央苏区的主体能够坚持存在五年多时间,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后在这块土地上还能坚持三年游击战争,都是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在起作用。

  (二)艰苦奋斗

  井冈山时期,“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特别是红军,既要打仗,又要作群众工作,常常“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2]根据地物质匮乏,缺衣少粮是常事,军民时常靠野菜充饥,冬天仍穿单衣,晚上睡觉没有床铺、棉被……。广为流传的“红米饭,南瓜汤”歌谣,正是对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尽管如此,根据地军民仍以乐观的心态、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展开一系列自救活动,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带领井冈山军民自己动手挑粮、种菜、编草鞋、挖草药、熬硝盐、办军械厂,克服各种困难艰险,打破重重包围封锁,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苏区时期,根据地同样面临着敌人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的双重困境,军民生活极其艰苦,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下,广大苏区军民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开展节省运动;因陋就简,发展各项事业;打破封锁,开展对外贸易,保障了最基本的军需民用,共同谱写了一曲艰苦奋斗的历史篇章。

  苏区时期,从领导到群众都过着同样清苦的生活。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工作人员,一律没有薪饷,每人每天只有5分菜金。缺少粮食,就以红薯、野菜充饥;没有食盐,就收刮老墙土、地脚泥,弄到锅头熬硝盐。为解决没有食盐的问题,中央苏区掀起了熬制硝盐的运动。据统计,到1934年9月,江西全省七个县已发展到五百八十个盐厂,每天生产盐一千九百斤,部分地区已完全做到食盐自给。医疗用品匮乏,医护人员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自己制作。装药的瓶子用竹筒子代替,镊子、探针等都用铜打或用打土豪缴获的银子打,甚至有用竹片子、竹竿子做。外科用的锯子是用锯木头的锯条加上竹弓做的。病床是用庙里的门板铺的等。[3]没有西药,医护人员就自己制造中药代替,如五岭丸、几沙苏丸、黄连丁、硫规丸、赤痢丸等等。[4]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成立兵工厂、造币厂、纺织厂、印刷厂等,不仅有效地保障了军需民用,还有力地支持了革命。

  (三)实事求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围绕中国革命道路一直有两种对立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另一条是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1927年在 “城市中心论”的指导下,先后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同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放弃继续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远离中心城市的湘赣边井冈山进军,在那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这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从井冈山斗争的实际出发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深入阐述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条件以及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

  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得以更广泛、更深入地作社会调查,从而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革命道路有了更全面、系统的认识。毛泽东的《星星之为,可以燎原》,进一步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苏区军民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基本形成时期。

  (四)联系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是指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得到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总结。

  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仍得以建立、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得到群众的支持。

  秋收起义部队刚上井冈山时,曾发生战士闯进老百姓家拿东西, 或跑到群众地里掰玉米、 扒红薯的现象。针对许多红军战士来自旧军阀的军队,带有很多坏习气这一现状,毛泽东特别制定了“三大纪律”, 其中一条便是 “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随着革命的发展,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又出现一些情况,毛泽东又补充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些纪律的制订,密切了军队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深切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宗旨。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纪律严明,紧密联系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井冈山的革命得到了群众的全力支持。

  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土地问题。因此在井冈山的武装割据中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解决农民土地的分配,把农民的最根本利益与革命的主要任务结合起来,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从根本上翻身做主人。此外,中国共产党人对柴米油盐、 疾病卫生、文化教育等广大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也十分关心。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广大的工农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 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建立与群众的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首创了一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

  苏区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孕育形成的重要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钢墙铁壁。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5]毛泽东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那么,“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属于人民群众自己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埃政府秉承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宗旨,对凡是涉及到群众生活的问题都十分重视。在经济上,不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使农民分得了土地,还着力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其它问题,帮助群众组织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此外,还组织兴办被服厂、造纸厂、织布厂、樟脑厂、锅炉厂、斗笠厂、农具厂、兵工厂等,大力发展苏区经济建设,全力保障、改善群众生活。在文化上,为提高群众文化水平,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对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创办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等。为带动广大干部实践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身体力行,作出表率。毛泽东带领工作人员挖水井,帮助群众解决吃水困难;朱德带头帮助农民插秧收稻、车水抗旱;张闻天帮助红军家属砍柴等。中国共产党及广大苏区干部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行动指南,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群众的切实利益,充分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二、发展

  苏区精神是在井冈山精神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对井冈山精神的丰富与深化。

  (一)求真务实

  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无论是井冈山时期还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本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随着革命的深入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断成熟,到苏区时期,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开始上升为求真务实。

  1、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是我党调查研究工作的践行者和倡导者,他一直坚持认为,调查研究是了解社会、制定政策、指导中国革命的前提和基础。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注重从调查中作研究、找答案,先后作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等,为了解湘赣边区情况取得了第一手资料。苏区时期,在毛泽东的示范领导下,调查研究之风蔚然盛行。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许多工作都没有经验,为了切实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毛泽东亲自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调查中寻找答案。他不辞辛劳,每到一处便走到乡村市井,农家田头,倾听群众意见,组织群众座谈,开展调查研究。先后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调查、大桥调查、李家坊调查、西逸亭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况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等,并撰写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赣西南分配斗争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通过这些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不仅为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实际依据,而且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其中《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研究》)便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宣言。毛泽东在该文中,有力地批驳了党和红军内部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详细论述了调查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号召党员干部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6]。

  在毛泽东的实践示范、理论指导下,苏区干部深刻领会到“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7]从此“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响亮的口号,调查研究在苏区蔚然成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许多政策、法令都是在调查研究中不断修订、完善的,如土地法就是通过对农民的调查,经历了从《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到《苏维埃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不断修订与完善。

  2、反对官僚主义,以实干践行务实之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真正代表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利益的政权,党和苏维埃各级政府反对一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发言时指出,官僚主义表现为对群众不理不睬的敷衍塞责的“怠工”;命令主义表现为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执行苏维埃工作,表面上“不怠工”,结果是群众反感,使政府失去信用。命令主义实际上是官僚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并强调 “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绝不姑息。”[8]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专设“突击队”、“铁棍”、“铁锤”等专栏,揭露批评苏维埃的各种腐化现象,如第23期的《不看上级政府命令的长汀县苏主席》、第27期的《官僚式的河田乡苏主席》、第31期的《不负责帮助耕种的塞下苏维埃政府》、第32期的《福建省苏机关中一种官僚腐气》等。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自带动下,苏区广大干部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便是苏区干部真抓实干,脚踏实地,以实干践行求真务实之风的真实写照。

  (二)清正廉洁

  一身正气,廉洁奉公,勤于政务是苏区干部的宝贵品质。兴国模范县委书记谢名仁、长冈乡苏主席谢昌宝、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刘启耀等等就是苏区干部的优秀代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以身作则,带头响应节省运动,自带伙食干革命,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188期,对此作了真实报导:《江西省苏区工作人员,热烈响应节省三升米运动。刘主席自带火食直到粉碎了五次“围剿”》 [9]。刘启耀自带伙食办公的事迹在苏区迅速流传,苏区的干部群众纷纷效仿,自觉自愿地“自带伙食”干革命。至今仍被传唱的“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山歌,歌讼的便是刘启耀等苏区干部廉洁奉公的动人情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受旧思想、旧风俗的影响与侵蚀,一些干部出现了以权谋私、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的的现象,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制定了许多法规法纪,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凡贪污腐败分子一经发现,立即予以严厉惩处。1932年项英发表文章《反对浪费,严惩贪污》,文中义正词严地指出:“贪污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准许有的事,如若发生呢,即是苏维埃政府的羞耻。我们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重的惩办。”[10] 1933年12月1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为了使苏区干部廉政清明、克已奉公,苏维埃政府还成立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等机构,组织突击队,号召社会组织与群众参与,全面地对各种贪污腐化现象予以揭露与打击,使苏区消极腐化现象得到了遏制,对引导苏区干部廉洁自律、克已奉公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苏区广大干部中形成了一股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风气,使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真正廉洁的政府。

  (三)争创一流

  苏区时期,革命斗争极其激烈,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苏区军民不畏艰难、拼博进取,以争创一流的精神积极参与革命战争,创造了“第一等工作”。

  1、一流、高效的行政机构

  苏维埃各级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干、高效、模范的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设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司法、内务、教育、工农检察9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1局,当时除教育部、政治保卫局外,其他8个部委都集中在瑞金叶坪的谢氏宗祠内办公。每个部仅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几张桌椅板凳,每个部工作人员包括部长在内仅3至5人,个别大的有8、9人。乡苏维埃政府只配不脱产工作人员3人,区苏维埃政府15人,县苏维埃政府25人,省苏维埃政府90人。[11]尽管苏维埃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少,但政府机构设置精干,运行机制灵活。苏维埃政府所议之事,议而有决,决而有行,贯彻落实快而有效。

  2、争当模范,创造“第一等工作”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引导下,苏区军民处处争先,在扩大红军、支援前线、优军拥属、节省运动、推销公债、生产运动等各个方面都涌现出各类先进模范。

  中央苏区先后开展了十余次扩红运动,在苏区群众的热烈响应下,每次都能超额完成任务。特别是1933年提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后,整个苏区掀起前所未有的扩红高潮,瑞金模范师、兴国模范师、于都模范师等先后整师、整团加入红军。仅1934年的“红五月”扩红运动中,中央苏区扩红就达3万人,超额完成原本27000名的任务。苏维埃政府每次发行公债,苏区人民都踊跃购买,争当模范。据统计,瑞金人民先后共认购公债77.3万元,兴国县共认购公债47.3万元,成为购买公债的模范。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点名称赞了兴国等模范,他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12]毛泽东认为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在大会期间,还亲笔题写“模范兴国”牌匾,号召全苏区干部要向兴国县学习,造成几十个兴国县,几千个长冈乡,作为我们巩固的阵地。

  (四)无私奉献

  在创建、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苏区军民积极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保卫革命果实、保卫苏维埃作出了巨大的奉献与牺牲。

  1、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在中央苏区流行一句响亮的口号:“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由于频繁的战争与敌人的封锁,物资极其匮乏,为支持革命,保障前线物资保障,苏区群众节衣缩食、捐钱捐物、倾其所有。

  为保证前线战士不饿肚子,苏区群众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开展借谷和节省的号召,节衣缩食,将大批粮食与物资不断送往前线。1934年二三月间,苏维埃政府号召开展征收粮食突击运动。苏区群众热烈响应,到1934年3月10日,全中央苏区共收到谷子19.8万石,现款64.8万元,保证了红军几个月的粮款供给。为支持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苏区群众积极购买政府发行的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据统计,瑞金人民先后共认购公债77.3万元,兴国县共认购公债47.3万元。此外,苏区许多群众还将公债主动退还或放弃兑换,如瑞金消费合作社社员,苦力工会、药业工会和革命互济会等群众团体成员,还将购买的革命战争公债全部无偿退还政府。[13]苏区妇女为支援革命使出浑身解数,白天下地劳动,多打粮食多种菜;晚上织布、打草鞋;还发起剪发运动,把头上、手上的银饰除下,或卖或捐给政府。

  2、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为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党和苏维埃政府多次大规模、有计划的扩红运动,苏区群众积极响应扩红号召,踊跃参加红军。当时苏区各处可见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苏区至今流传着“陈发姑一生守望”、“八子参军”等悲壮、动人的真实故事。据统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总人口约240万,其中青壮年人口仅50万左右,但前后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有33万余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运输队等支前作战的有60余万人。

  在中央苏区血与火的峥嵘岁月中,广大军民无私奉献、不怕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中央苏区的人民倾其所有、支援战争,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以瑞金为例,当年24万人口的瑞金,一共有11.3万人参军支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红军长征途中,瑞金有名有姓的烈士17166名。为支持苏区建设和红军北上抗日战略转移,1932年至1934年间,瑞金人民一共认购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78万元,支援粮食25万担,捐献银器22万两,连同存在苏维埃国家银行瑞金支行的2600万银元,全部无私奉献给了中国革命。

  综上所述,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是一种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井冈山精神是苏区精神的源泉,是苏区精神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一脉相承,表现为在精神内涵上存在共性与内在统一性,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一种优秀品质。

  然而,由于它们所处的时空不同,必然会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与内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的根据地,开启了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以斗争实践说明了中国革命重心应由城市向农村进行战略性转移,指明了革命的新方向,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因此井冈山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勇闯新路的开创性与奠基性。中央苏区时期,革命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异常丰富。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政军群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和中心区域,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发祥地,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治国家民的实践基地,是党培养和造就治国精英的战略基地。中央苏区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党开始了建立全国性政权和执政管理国家的最早尝试。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伟大预演中孕育、形成的苏区精神,被时代赋予了更复杂、更多层次的内涵,开创性地具有治国安邦、执政为民的特色。

  参考文献:

  [1]摘自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3]刘达:《红军第一后方医院在宁都县安福的情况》,见《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4]谢焕辉:《红色医院》,见《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5]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6][7]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第115页。

  [8] [12]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翻印:《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9] 《江西省苏区工作人员,热烈响应节省三升米运动。刘主席自带火食直到粉碎了五次“围剿”》,《红色中华》,1934年3月14日,第188期,第3版。

  [10] 项英:《反对贪污浪费,严惩贪污》,《红色中华报》1932年3月2日,第12期,第6版。

  [11]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553页面。

  [13]《瑞金城市工人退回大批公债》,《红色中华》,1933年3月6日,第58期,第3版。

  [作者简介] 周景春,男,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