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要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讲好“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苏区精神，特开设“百件文物说红都”专栏。

       《斗争》（3-18期合订本）是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后为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受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1933年2月4日在瑞金岀版第1期。《斗争》从1933年2月创刊到1934年9月30日停刊，前后共出版73期，为铅印16开本，先为旬刊，后改周刊，主要刊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和决议，同时刊登各级领导同志和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文章、调查报告、工作总结等。

       《斗争》为原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在上海岀版发行。1933年1月，博古、张闻天等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从上海进入瑞金后，决定将原1932年2月14日由苏区中央局在叶坪创办的机关刊物《实话》，和1932年6月5日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办的《党的建设》合并，改名《斗争》，在创刊号出版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报委员会刊载通知说：“过去苏区中央局曾经出版《实话》与《党的建设》两种刊物，但均不能按排出版，而且内容方面还有很多缺点，以致不能完成党的机关报的领导作用，现在党中央决定把这两种刊物并为一种，改名为《斗争》，在内容方面亦力求改革，希望全党同志给与这一刊物以各种帮助”。 同年2月11日，中共党报委员会在《斗争》上又刊登启事，号召全党都来为党报写稿，将《斗争》办好。

       《斗争》主要刊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和决议，同时刊登各级领导同志和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文章、调查报告、工作总结等。博古、张闻天、李维汉、凯丰等都在该刊物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该刊成为中央苏区权威理论刊物，发行量达到2.7万余份。

       《斗争》按照办刊宗旨，从内容上大体分为八个方面：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示、决议，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论文。

       二、中共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重要决议指示。如中共苏区中央局1932年2月8日发表的《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与我党的任务决议》，中共中央1933年7月24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与我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吞並中国告全国民众书》等。

       三、关于党建方面。《斗争》是党报，故关于党的建设和党内斗争的文章不占少数。由于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瑞金后，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乃至全国苏区全面推行，因此这些文章不可避免地带上“左”的色彩，并且给苏区党的建设带来严重影响。例如1933年后，关于所谓“反对罗明路线”和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问题上发表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是《斗争》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也发表了一些具有积极作用的文章，如张闻天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关于新的领导方式》、陈云的《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杨尚昆的《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等。这些文章对于改进工作方式，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宣传红军反“围剿”战争和武装斗争。这方面文章计45篇，其中周恩来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紧急任务》、刘伯承的《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贺昌的《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等文章都有相当分量，对加强武装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五、关于苏区经济、文化、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的文章。如毛泽东的《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刘少奇的《论国家工厂的管理》、陈云的《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张闻天的《论苏维埃经济发展前途》和《论苏维埃政权下的教育政策》等理论文章。

       六、调查报告和工作总结。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期间，深入实际，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在《斗争》上发表的就有《兴国长岗乡的苏维埃工作》和《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些文章的发表，对全党树立调查研究之风、发扬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七、时事评论和政论。中共中央在国内外时局发生重大事件时，曾多次发表了宣言和评论文章，阐明我党的政治主张。

       八、纪念性文章。每逢重要纪念日，《斗争》都有此类文章发表。如杨尚昆的《马克斯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吴亮平的《悼念赵博生同志》、博古的《追悼顾作霖同志》等。

       《斗争》作为党的机关报，是党中央指导苏区斗争的综合性刊物，文章观点鲜明，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尤其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人积极撰稿，发表自己的见解，使该刊物在理论上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指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