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瑞林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央苏区广大军民齐心协力，经过几个月的勇敢奋战，终于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胜利捷报迅速传遍苏区，群众同声欢呼，喜笑颜开，中央政府驻地叶坪举行庆祝大捷晚会。查田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的云集区二万多民众鼓足了生产干劲，全身心投入春耕生产之中，对前线取得的胜利更是眉飞色舞。区委书记朱开铨听说要在叶坪红军广场召开庆祝大会，便组织了五百多人的庆祝队伍，开赴红军广场。晚会开始走在前面的是少先队、警卫队，在铜鼓铜号的伴奏下，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警卫队后面是阵容庞大的一百五十多盏马灯，八支锁呐吹出欢快的乐曲，会场内的喜庆气氛一下子达到高潮。特别是其中的两位名艺人，可以用鼻子吹锁呐，不停气的一吹就有好几分钟，把整个广场都轰动了，把庆祝大会推向顶峰。

庆祝大捷晚会过后不久，中共临时中央与中央苏区局合并成立的中共中央局决定把中央局和中央政府机关全部搬迁到离县城西北方向十华里远的沙洲坝驻扎。把叶坪村原驻地让出来修建飞机场。中央土地部机关也随中央政府搬到沙洲坝新屋家，安排在一幢占地五百多平方米的农宅里。代部长邓子恢因兼任了财政部和国民经济部的部长，没有过多的精力领导各苏区的土地工作。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任命胡海为中央土地部副部长、代部长，部设机构也相对完整，工作人员增至五十多人。专门成立了一个土地人民委员会，任命胡海、邓子恢、张义贤、李日赈、王观澜、谢镜锋、王孚贤、李崇葵、朱开铨等二十一人为委员，领导指挥各苏区的土地革命工作。

四月的一天，住在沙洲坝元太屋中央政府的国家主席毛泽东派通讯员给云集区苏主席朱开铨送来一封信，让朱开铨马上到毛泽东的住处有事商量。朱开铨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即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的脸上挂着笑，欣喜地说道：

“红军取得了反第四次‘围剿’的胜利，苏区范围广大了，共和国要增添一个省。中央红军已决定成立闽赣省。苏区军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参军的青年们非常踊跃，在这青黄不接的关头，前线红军需要粮食，现在库存的粮食不多，怕吃不到新粮下来。你们云集区带个头，号召每人节约三升米。云集区两万八千多人，就可以节约八百四十多担米，这对前线是个大支援。有没有困难？能不能完成？”

“没有困难，保证坚决完成！”朱开铨双脚并立，声音响亮。他接受任务后，赶回区里，马上召集了区、乡干部及积极分子大会，在大会上进行了传达。大家听说毛主席发出号召，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的，家家捐献，人人出粮，你三升我四升地聚集在一起，三天之内共捐出一千多担大米，超过原计划的四分之一。贫农、雇农们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为我们争来田作，国家有困难，我们不站出来支持，谁支持呢？”

在云集区的模范作用带动下，全县其他八个区，二十万人民（地主、富农及其它反革命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不在其内），在短时间内就捐出九千多担米，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这就是著名的“三升米运动”。云集区的一名农民歌手唱道：

今年一九三三年，毛主席领导来查田。

消灭豪绅和地主，巩固苏区万万年；

公元一九三三年，贫苦工农来分田，

 查田就是查阶级，人民翻身出头天；

毛主席挥手一号令，贫农雇农多分田，

 红军将士保国家，捐米送粮上前线……

过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扩大百万铁的红军，准备迎接敌人的更加险恶的“围剿”，又一个扩红运动在中央苏区掀起。毛泽东又把朱开铨找去，问：

“去年云集区红五月只扩大了九名红军，今年的五月能扩大多少？”

云集区委对这个事已作了调研，所以朱开铨心中也有底，他回答说：

“四百人有把握，再多我就不好说了。”

“四百人的数字不算小啦！要做好思想工作,动员一个,成功一个。”毛泽东很满意,但他提醒对方说,“瑞金县要动员二千五百人,县政府杨世珠说动员不到这么多。”

经毛泽东一说，朱开铨想想前几天县政府召开的会议，在扩红大会上，有的区连一百名扩红指标也不敢承担。云集区一口气承担四百名，会不会有风险？风险是有的，但朱开铨不怕风险，他回到区里后，到各个乡作了调查了解，也与年轻男子有过接触，他们参军的欲望很高，他们说：家里有田有地，参军后政府又会帮着耕种，为何蹲在家里守那几亩田，不去参军上前线杀敌人呢？朱开铨也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他到县苏汇报情况，报了八百名数字。县裁判部长说：“不要讲大话。”朱开铨很认真：“你们还不了解查田运动在农村所起的作用，你们在上面唤破嗓子，不如下来做个榜样，就知道合理的查田运动所起的作用了。”这位裁判部长不把朱开铨的话当一回事。结果，云集区实际上共扩大红军一千零二十名，这让县领导大吃一惊，其他区的负责人也纷纷到云集区取经讨教。在瑞金县一次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到会并讲了话，对云集区的查田运动做了总结：

“云集区的查田运动成绩很大，群众纷纷发动起来了，培养了三百多名积极分子和干部，肃清了封建势力和半封建势力，纯洁了党、政、赤卫军、少先队组织，划清了阶级阵线，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解决了一九三0年和一九三一年分田不合理的现象，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发展了生产，加强了经济建设，支援了革命战争，查田运动取得的最大成绩是扩大了红军，取得了查田运动的经验教训，云集区是这方面的模范。”

云集区的查田运动取得的成绩对瑞金县苏主席杨世珠触动很大，中央政府主席的总结性发言无疑是抽了杨世珠的一记耳光，几天来使他夜不能眠，脑中装得都是“查田”一事。他决心在谷种还没有浸种以前，借鉴云集区的查田经验，在全县来一次查田运动，来推动全县的各项工作。

一九三三年四月初，瑞金县工农兵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县城杨家祠召开。会议着重讨论部署立即在全县开展查田工作。县苏主席杨世珠兼任县查田委员会主任。中央土地部副部长胡海和土地委员王观澜到会指导。王观澜和朱开铨在会上就叶坪乡、云集区的查田工作作了详细的介绍。会议只开了两天就告结束，查田运动旋即在全县各区、乡全面展开。

在此会议前，县苏做好了几项准备工作：一是由县苏维埃政府主持开办查田训练班，各区、乡派干部和积极分子到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派回本区、组成查田委员会，领导查田运动；二是进行干部交流，先进区的干部派到落后区去帮助查田，叶坪乡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到训练班和后进区去介绍开展查田运动的经验；三是安排中央、县的领导干部到各区乡指导查田运动，其中中央土地部工作团到黄柏区，王观澜到武阳区，县苏维埃政府特派员李日振到日东区指导查田。

杨世珠作为查田委员会主任，是瑞金县查田工作的责任人，他带领县苏土地部十几位工作人员到各区巡察指导。由于在查田以前准备工作做得好，查田工作人员业务过硬，在短短的十天当中各区便传来好消息，一篇《查田战线上的捷报——瑞金清出大批豪绅地主富农》的新闻报道在《红色中华》报登了出来：

“自从查田运动大会后，瑞金各区群众活动起来，在这短短的十天当中据各区消息，已查出的地主富农如下：壬田区查出富农12家，土豪地主高利贷者127家，共查出田18000担，共筹款15000元；踏迳区已查出富农39家（内有反动10家），地主24家，土豪2家，高利贷者1家；渡头区已查出土豪1家，地主25家，富农16家；瑞林区已查出地主7家，富农20家；武阳区已查出富农23家，地主4家，高利贷1家；城市区查出富农18家，地主56家；桃黄区已查出富农21家，地主10家；九堡区已查出富农38家，地主27家，土豪2家。”

武阳区在县城正南方向，离县城四十华里，这个区是产粮大区，所辖十一个乡大多是丘陵地带。由于土地肥沃，水利灌溉便利，旱涝灾年很少发生，这里的农民总的来说比其他区要好。一九三0年和一九三一年的两次分田，由于当时的土地分配委员会成员大多数是贫农、雇农，很少象叶坪乡一样隐瞒的那样严重,贫农、雇农对于分配到手的土地比较满意,所以今年一进入春耕期,田野里到处是翻了身的农民在荷锄耕田,牛拉着犁在田里耕,农民挑着肥在阡陌上吆喝，一派艳阳春景。这个区又因为地处南边，下种、翻田、栽禾都比其他区提早几天。

土地委员王观澜、朱开铨两人带着县苏的几名干部,和武阳区参加查田培训已结业的十几位积极分子来到武阳区,放眼一望,秧田里的秧苗已三四寸长了,过几天就要栽秧。秧苗在春风和拂下翻起了绿浪,春燕在衔泥筑巢,蜻蜓也在水面上点击，好一幅平和的春耕图画。

王观澜顿时显得心旷神怡，这种心情是很久以来都没有的。他在苏联留学期间，也或多或少地听说过苏联的土地革命，他们那里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削弱富农，发展到后来，把富农也列入了打击范围。中国的国情与苏联不同，在以往的土地法规中都没有提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只有一苏大通过的从苏联泊来的《土地法》才明确规定了“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土地政策。前段时间在叶坪乡的查田运动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地主也要分给一定的劳动份地，才有地主的生路。他从各种土地法规中及苏区各地实际中，喊出“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是一种超前的政策，目前苏区的农民是很难接受的。土地革命刚开始时，农民对土地国有政策认识不足，抵触情绪并没有表现出来，也没有出现土地反复重分现象。由于苏区反复重分土地和宣布“大多数人要求即可重分（土地）”，农民对分配到手的土地产生了怀疑，总以为“现在我耕的田，难得保证将来不归别人”。因此，耕种不肯尽力。

迟迟不耕田，翘首观望的现象在苏区内大量存在。而到了武阳区，这种现象不见了，那葱茏的禾苗足以说明一切。

王观澜一行人在武阳区苏领导的配合下，很快搭配好了十一个查田小组，分派到十一个乡。王观澜带领的小组来到石水乡。石水乡有五个行政村，二十几个自然村，人口近四千。这几个村的土地大都在绵江河两岸。他立即召开了积极分子大会和贫农团大会。会上，有许多人发言，对前几次分配土地基本满意。

“我家有七口人，每人六担半谷田，水田、旱田、肥田、瘦田均有，分配得比较均匀。”一位五十余岁的贫农团成员说。

“田是分得比较均匀，但因为分田时肥瘦、远近搭配，田划分的太小，不便耕作，有的牛都转不过身来，还有的一丘田放不下一只禾桶。犁田、割禾很不方便。”说这句话的是一位积极分子。

王观澜示意大家揭发隐瞒地主成份的人。一位年轻的积极分子站起来大声说：“我们乡的乡苏主席是祖宗三代的贫雇农，革命最坚决，对地主豪绅恨之入骨，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他的话刚落，坐在角落里的一位积极分子站了起来，提供线索似地说：“我们村的李韶福可能有问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爸妈说李韶福有田有地，有钱有势，大家都怕他。前几年刚开始革命时，他变得很老实，见人就打招呼，一幅笑弥陀样。不久他的儿子成为共产党，现在是区委的组织部长，他家和我一样，成为贫农，又分到了不少的田。”

“你是那个村的？”王观澜听后记到本子上。

“丰田村。”

“好名字，家家都有很多田吧？”王观澜调侃着。

“不多不多，我家六口人，才五十多担谷田。”这位积极分子还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赶紧坐下，再不吭声。

会上，也有其他人揭发出地主、富农成份的人。王观澜也一一记到本子上。他抬头突然问：

“前两次分田，地主的田没收后，有没有再分给他田？”

“分了，跟我们一样，一人一份。”

“不分田，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就是地主也是作田人。”一位贫农团的成员如实地回答。

会议开到很晚才散。次日开始查田，王观澜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查田思想去做，他不是逐户逐家去丈量土地，而是对可疑的家庭进行重点检查。在丰田村，王观澜根据那位积极分子提供的线索，走访了许多农户和田地，经丈量，这家叫李韶福拥有的水田有二百二十担，家畜成群，还有几座茶山，每年的茶油可收三四百斤。据当地老农悄悄告诉说，李韶福外号叫“李恶霸”，是丰田村的一霸，因他儿子在区握有实权，本村的贫农谁也不能说一个字。

“李恶霸”的事实调查清楚后，即刻向区委作了汇报，区委书记不敢怠慢，马上报告了县委，县委当日研究了拘捕李恶霸儿子的命令，李恶霸的家被抄，财产充公，田地分配到少地的贫雇农手中，当然也留了一份劳动份地给李恶霸。这一案件在武阳区暴光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农民们说，看起来这次共产党来真的了。

武阳区被隐瞒和漏划的地主、富农纷纷被揭发出来，十天内查出了二十家富农，四家地主，还有一家高利贷者。

连续的艳阳高照，加上水量充沛，秧田里的禾苗迅速飞长，转眼全区就拉开了早稻插秧的序幕，王观澜就在这个时候得到通知回中央政府参加全国省县的土地部长会议。他回到沙洲坝的时候，看到这里的农民才把发了芽的谷种播在秧田里，觉得不可思议，他在大会上着重介绍了武阳区提早春耕的情况，大声地说道：

“其他区都还在苗床上播种，看看武阳区吧，他们已经男女下田栽禾了！……”

王观澜的发言引起了参会部长们的重视，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他让王观澜详细地汇报了武阳区早耕的情况。毛泽东决定在苏区内树立起一个春耕模范典型。决定在武阳区召开一个现场大会。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一大早，毛泽东率领中央代表团、土地委员们和参加土地部长会议的各级部长浩浩荡荡地来到武阳区竹头下村，这是一个田野中的大村子，四周的禾田春水荡漾，田里一行行的禾苗已经泛青，长势喜人。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的春耕生产运动表彰大会在这里召开。沉寂的村庄沸腾了。

毛泽东在胡海、王观澜等人的陪同下，观看了一塅塅一坵坵的稻田，那青溜溜的禾苗，让人心胸豁然开朗。这个会是掀起夏耕运动高潮、号召全苏区为增产二成而努力的会。只见村前的晒坪上人头攒动。毛泽东站在用门板搭成的主席台前，内心十分欢喜，左手撑腰，右手一挥，发表了重要讲话：

“……各级苏维埃政府当前的中心工作是：查田运动结束后，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增加二成粮食产量，用行动来支援我们前线的红军将士，和苏区内的政权、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我们查田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农民们心里踏实，解决后顾之忧。现在我们苏区缺衣少食是最大的问题，发展经济、增加农产品是第一要紧的工作。田分好了，农民们会早作打算。现在是五月了，季节不等人。我们误田一时，田会误我们一年。俗话说：春争时，夏争日，我们等不起！……武阳区春耕生产抓得早，落得实，得益有查田运动查得早，分田分得合情合理，是土地革命搞得比较好的区，是中央苏区中最好的春耕模范区！……”

讲完话后，毛泽东亲手将两面“春耕模范”的锦旗，颁发给武阳区的代表和石水乡的代表。这两名代表将获得的“春耕模范”奖旗高高举起，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这掌声不仅是代表们对获奖区、乡的祝贺，同时还包含着农民对现行土地政策的拥护。

春耕授旗大会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遍中央苏区全境，刮起了一阵阵你追我赶的夏种竞赛高潮。农民们放开双手，下足肥料，精耕细作，当年早稻喜获丰收，比往年多收2～3成，为支援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系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刊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