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摇篮

一个村姑的革命史

2017-08-14 10:08
文/朝 颜
她的故事,注定不会被载入史册;她的名字,也注定不会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她是生长在赣南这片土地上再普通不过的村姑。相对于星汉灿烂的苏区历史,相对于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抗争过、奉献过的无数苏区人民,她只是一颗小小的沙砾。在阳光下,她曾经超乎所能地发过光。但是许多年后,她被世界遗忘,仅此而已。
她是我的奶奶,刘香娣!在二十年亲密相处的光阴里,我从她絮絮叨叨的唇间,接下了一部壮烈的生活史。作为一名写作者,我采访过幸存的红军,书写过烈士,也用文字呈现过形形色色的各种人,却唯独没有写过我的奶奶。因为我知道,要将那些在时光里一枚一枚掉落的棋子,摆出一个完整的局,已经十分艰难。何况,翻开一个至亲已然合上的扉页,无疑是一件痛苦的事。
但这一天终于还是来到了。我希望自己的文字尽量的客观,奶奶,她会在天上看着我。  
让故事从一把桃木梳子说起吧。小时候,我常喜欢蹲在奶奶的面前,任由奶奶用一把结实的桃木梳为我梳头。然后,她散开自己的满头白发,慢慢地梳啊梳啊。梳着梳着,她就想起了一个人:“满崽,这梳子可是你大爷爷留下来的哩。”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这个大爷爷叫宋来发,其实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1934年10月的一个夜晚,在瑞金县云石山乡帮坑村牛角湾的一个农家小屋里,宋来发收拾了行装,最后一次拉住了刘香娣的手:“啀就要随部队出发了,什么时候打完仗也说不准。香子,你要在家等啀归来。”说完,他将一把桃木梳塞到了奶奶的手上,万分不舍地离开了家。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了。由于王明一意孤行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为保存充分的实力,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宋来发,和许许多多瑞金的好儿男一样,告别了母亲,告别了妻子,告别了生活和战斗过的这块红色根据地,开始了一段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其时,身为妇女指导员的奶奶没有想到太多,她握着那把桃木梳子,满心以为她的来发子会像以前的几次久别重逢一样,再一次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奶奶是一个童养媳,自小家中兄弟姐妹多,被送到宋家时才两岁。幸而宋家没有女儿,对奶奶视如己出。宋来发打小与奶奶青梅竹马,感情甚笃。1929年,17岁的奶奶很自然地与宋来发结为夫妻。也是在那一年,红军在瑞金建立了红色政权。新婚不久,宋来发就撇下奶奶当了红军。他加入了红军纵队,和周边乡村的数百农民一起进山打游击,与敌军在密林里周旋,许久许久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音信。但是有时候,当奶奶的思念被时间磨钝了,他又像变戏法似的回到那间小屋,将等待的阴暗一扫而光。
谁知道呢?这样的等待,奶奶坚持了十多年,还是一辈子?   
同为女人,我不知道奶奶的心里是否生长着些许的埋怨。但是她始终相信她的丈夫做的是一件光荣而伟大的事,这,足以将一个普通村姑的命运定下基调。
当宋来发和红军一起回到云石山,成立农民协会,组织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刘香娣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她们一家,不正是受不了地主的压迫,才从九堡乡的下宋村躲进这深山小村的吗?十多年的穷苦生活,奔波劳顿,她受够了旧社会的折磨。红军队伍的到来,乡亲们的扬眉吐气,就像黑暗中的一道曙光,瞬间照亮了一个村姑的内心。
年轻的刘香娣抬起头来,看到了天边的亮光。她忽然觉得自己浑身是劲,连做梦都不由要哼上一句采茶曲。她把宋来发当做生命中的英雄一般崇拜,她想着能跟在宋来发的身后做哪怕一丁点儿的事,她都觉得无比骄傲。是的,只需要她的来发子一声召唤,她那年轻的、浑身的劲儿就会有处可使!
在宋来发的宣传鼓动下,刘香娣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尽己所能地做着她一心向往的事。她身材小巧玲珑,像一头灵巧的麋鹿穿行于深山之间传递情报;她有着兔子一般的警惕和敏锐,一旦发现敌人的风吹草动,便及时向红军报告;她尚未生育,却能像一个真正的母亲那样悉心护理和照顾伤病员;她唱着歌儿,就着哗哗的山泉水濯洗着红军战士的衣服。每当她得到红军的表扬,她在脸红的同时,心里必又升腾起更高涨的热情。
多年以后,奶奶说起这段历史,依然记得她一生中担任过的最高职务——妇女指导员。她正是以妇女指导员的身份,参加过全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会议。也因此,她认识了一个一辈子也没有忘掉的人,这个人就是阿金。后来我查阅了许多资料,知道了阿金就是金维映,忽然就有一种遭遇电击的感觉。只是许多年过去,不识字的奶奶命运辗转,除了她的口述,再没有留下任何片言只字的佐证了。
1933年,正值中央红军开始第五次反“围剿”之际,为了支援前方战争,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在全苏区开展一个扩大红军的突击月活动,阿金被任命为瑞金突击队总队长。作为妇女指导员的刘香娣,义不容辞地投入了紧张的扩红动员之中。她觉得阿金有文化却没有架子,她说的话字字有力,句句有理。作为女人,她对阿金的崇拜显然早已超越了宋来发。在云石山,熟悉情况的刘香娣领着阿金,夜以继日地走村串户,向苏区群众宣传扩红的重要意义,动员广大青壮年积极参加红军队伍。
据史料记载:24万苏区人口中,先后扩红参军4万9千人,直接支前参战5万余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8万7千人中,瑞金籍红军就有3万1千人,占中央红军总数的35%。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而其中的一些人,必与我的奶奶刘香娣有关。
为了动员群众积极为中央红军捐钱捐物,刘香娣甚至带头捐出了她身上唯一的一件银器——一条银链子,那还是结婚时婆婆送给她的。那条银链子是他们那个穷苦家庭里唯一值钱的器物,传了一代又一代。但是刘香娣捐出它的时候,连眼皮都没眨一下。那时候,整个瑞金为中央红军捐献银器达22万两,如果没有无数个刘香娣们这样的舍得,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我几乎可以想象,彼时的刘香娣,筋骨舒展,热血沸腾,她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快步奔走,她仿佛能感觉到旧的世界像老去的树皮一般,在她的心里层层剥落。
事实上,八十年前的那个春天里,从沉睡中苏醒,种下红色根芽的赣南村姑何止这一个?她们挥舞的青春,轻盈的脚步早已在岁月深处凝固。当一切的一切终于结束,时代改写成全新的模样,她们变成一个满脸沟壑的老太太,然后安详地离去,把命运的滋味留给后人慢慢咀嚼。   
从文本的需要出发,写作者往往希望这个村姑像陈发姑、池煜华她们一样,为北去长征的丈夫守望一生。但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我宁愿意她为人妻母,去完成一个女人生命的所有历程。是的,也幸亏如此,我的生命才得以在这个世界上呈现。
回到1934年的那个秋天。刘香娣送别了宋来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颠沛流离。红军主力走了,宋来发走了,她像一片风中飘落的叶子,生命一下子变得荒凉。她想留在原地等候来发子的归来,可现实却远比她的设想要更加残酷。由于她自己和丈夫的特殊身份,卷土重来的反动武装怎么会轻易放过她呢?失去了庇佑的她唯一能做的只有带着婆婆躲藏起来,躲得远远的,先让自己活下来再说。
一年,两年,三年,刘香娣带着那把桃木梳子等啊等。她常常偷偷地跑回老屋,试图了解到宋来发的一丝儿消息,但是没有。十年过去了,她的婆婆过世了,宋来发还是杳无音信。当她辗转流落,又一次重新回到九堡乡的时候,经人介绍,终于在无望中再嫁给了我爷爷。我的爷爷未及花甲便早逝,奶奶一直随身带着那把桃木梳子,她梳着那把梳子,从少妇到老妪,从青丝到白发,即使最后断成两截仍然不舍得丢掉。
我相信奶奶对宋来发是从来都不曾忘怀过的,这从她坚持说宋来发是我的大爷爷便可看出。当她老得走不动的时候,还派我的爸爸到云石山帮坑村寻宗。后来,爸爸为了完成奶奶的夙愿,专门到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查找过宋来发的名字。果然,那个名字赫然在目。据载,宋来发长征时担任过中央直属模范营某连的事务长,在一次战役中牺牲。听到这个结局的时候,奶奶的眼里已经没有眼泪,只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或者,奶奶早就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吧。想当年,多少青壮年男子意气风发奔赴长征途,平均每公里就有1名瑞金的烈士倒下,归来者能有几多?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二爷爷在长征途中负伤,失散归来后终身未育子嗣,奶奶毅然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送给了二爷爷,完成了一个女人为革命作出的最后一个壮举。  
终于将一个故事艰难地叙说完,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此刻,世界安宁沉静。关于一个村姑的传奇,已被光阴渐渐消隐。但是我相信,一个坚忍的生命所昭示的意义,还会在这块赤色的土地上静静绽放。
是的,这样的一个村姑,她注定不会成为改写历史的关键人物,但她绝对是苏区时期整个中国大地上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她之于革命,只是一颗再细不过的沙砾。而革命之于她,却曾经是整个的天空整个的世界。
(作者原名钟秀华,瑞金人,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系瑞金文学艺术院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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