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   霞

1931年11月，何叔衡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与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毛泽东高度评价他的工作能力，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他主持中央临时政府检察、内务和最高法庭工作时，事无巨细，均审慎细致，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白天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边干活边交谈，晚上召集干部群众座谈、了解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干部，靠行政命令去推行工作，有的甚至贪污腐化，如不及时克服，将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随即向毛泽东、项英等中央政府领导汇报，以求及时解决问题。他的审慎作风和务实态度，遭到“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努力做好组织分配的各项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的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时壮烈牺牲，时年59岁。

1931年秋，党决定何叔衡转移到苏区。临别前，女儿实山给他赶织了一件毛衣，他也给了实山一只刻有“衡”字的戒指，并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革命者就是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诀。何叔衡到达江西苏区时，正值中央红军在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粉碎了蒋介石指挥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到处都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何叔衡身负重任，兼任着各级苏维埃干部训练班主任和教育管理委员会委员等职。虽如此，但始终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日夜操劳，勉力从事。当时和他一起在检查部工作过的同志回忆：何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干部和霭可亲，平易近人。他要求严格，但批评人从不疾言厉色，而是和风细雨，耐心教育，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1932年5月，有人向何叔衡举报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滥用职权，欺压群众。何叔衡亲自带人调查。50多岁的寡妇李秀梅向何叔衡哭诉道：“陈景魁见我儿媳长得漂亮，就进行调戏，还用酒将她灌醉，然后实施强奸。我儿去区里告状，竟在路上被陈景魁派来的一伙打手打伤，手臂和腿骨均被打断。”何叔衡听了非常生气。经调查取证，发现陈景魁不仅欺压民妇，还拉拢一伙恶棍，经常在一起打牌、酗酒、强摊款物，对不服从者打击报复。何叔衡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名义签发了对陈景魁的逮捕令。不久，何叔衡收到了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有人劝何叔衡说：“陈景魁手下有一帮黑势力，你千万要小心！”何叔衡轻蔑地笑道：“共产党人生来就是与黑势力作斗争的！这帮恶棍若不除掉，民众何以安宁？”何叔衡决意要将陈景魁枪决。后有人传言：“中央某领导人讲了，陈景魁不能杀。”何叔衡坚定地说：“我身为执法干部，要排除干扰！没有胆气和硬劲儿，就难以主持公道！没有公道，民众如何生存？革命如何发展？！”在何叔衡的主持下，最终将陈景魁公审枪决，其他恶棍与打手也受到了严惩。李秀梅为感谢何叔衡主持公道，特地酿了一壶米酒送去。何叔衡婉言谢绝说：“我本来就是专门与坏人作斗争的，怎么能反过来收受你们的东西呢？”后来，“何青天”的美名在苏区广为传颂。

1932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逐步得到贯彻，并以反对所谓“富农路线”、“游击主义”为名，相继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对此，何叔衡十分不满；在工作中他对某些左倾错误，特别是对肃反中的过左政策也有所抵制，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力求做到量刑准确，重罪不轻判，轻罪也不重判。因而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指责为“政治上的动摇”、“拿‘法律观念’来代替了残酷的阶级斗争”，“使反革命受不到应有的处罚”，因此何叔衡受到批判。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根据地更进一步得到全面贯彻。当时，在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斗争的声势下，对何叔衡的批判也更变本加厉，说是要“用全部力量”对他“去做斗争”。但是，这并没有使叔衡屈服，他仍然坚持原则，进行斗争，并公开声言：“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于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在当年冬撤消了他的全部领导职务。虽然在政治上受打击，行政上被撤销职务，但他仍然踏踏实实地做好党分配的其它工作，表现了对党对革命的忠诚。

何叔衡的古道热肠令他一到苏区就和教条主义发生了冲突。当时《土地法》刚刚颁布，里面有一条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何叔衡对这一条非常不理解：如果地主不分田，他们吃什么？如果叫他们给别人耕田，他们不是又成为别人的雇工了吗？革命不是要实现社会平等吗？ 但何叔衡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受到了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但不久何叔衡就发现，与土地政策一脉相承的是严厉镇压反革命势力这一左倾方针。作为判决的复审工作负责人，何叔衡发现送到他手中的死刑判决越来越多。1932年10月，何叔衡收到了会昌县苏维埃送来的死刑判决。只要何叔衡朱笔一点，就可以执行。但何叔衡仔细阅览了全部材料，发现所谓的犯罪，大多是偷鱼偷牛的琐事，他立刻批示不能处死，改换主审人，重新审批。判决书中充满了各种口号标语，说嫌疑人“藐视国法”。何叔衡不客气地批示道：“我们没有颁布什么‘国法’，他到底藐视了何国的法？还请你们回答回答。” 何叔衡“慎杀”的做法受到了当时左倾思潮主导的中央的严厉批评。外表守旧多礼的何叔衡，这次却并未表现得如谦谦君子，他不仅拒绝接受这些批评，而且起身一一反驳这些批评他的年轻人。会议开了几天，但何叔衡始终坚持他的观点：阶级斗争不能代替法制，也不能排除人道主义。最终遭到左倾教条主义的撤职处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转移开始进行战略，何叔衡却被留在根据地。当时，何叔衡、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并称苏区的“五老”。不料五人中只有他被留了下来。谢觉哉如此描述那次分别：“习惯了患难中分手，患难中相逢，又患难中分手的我俩，虽然不知道会面何时，但却保持着严肃与沉默。”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叔衡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当他在瑞金云石山梅坑和战友依依惜别时，他还将女儿为他织的毛衣送给林伯渠。林老深为感动，写了《别梅坑》一诗，其中四句是：“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现在，这件毛衣作为当时同志之间革命情谊的见证，被保存在革命博物馆。红军长征、江西苏区沦为游击区后，何叔衡随队伍驻雩都公馆乡。他以将近六十岁的高龄，协助乡政府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斗争，每天扶一根拐杖，朝出暮归，口不言劳，使很多同志深受感动。

1935年1月，鉴于形势严重，党决定何叔衡转移去闽西，再经广东、香港去上海从事白区工作，同行的有瞿秋白、邓子恢等。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等从江西转移到福建，因便衣队一时大意，做饭时冒出来的炊烟很快引来了保安团。几十名便衣队员用驳壳枪且战且走，冲到大山上后，匪兵仍紧追不舍。何叔衡气喘吁吁，快跑不动了，又不愿拖累同志，他面色苍白地向带队的邓子恢大喊：“你快开枪打死我吧！”邓子恢让警卫员架着他跑。跑至一悬崖处，何叔衡抓过警卫员的枪就要自杀，警卫员为了护枪，手一松，何叔衡趁势向崖下一跃。邓子恢后来痛心地回忆，当时他们过了这座山，依托一条小河将追兵打退了，何叔衡若能被架着再跑一段，也许可以免于殉难。其实，何叔衡跳下山后，当时没牺牲。上世纪60年代，福建当地公安机关审讯一个参与追捕的反动派人员时，才了解到何叔衡牺牲时的更多细节。据交代，敌人战后进行搜索时，在山崖下边发现了一个躺着的老人，头破血流。 敌人开始搜身时，老人突然苏醒，抱住敌人的腿欲搏斗，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实践了他生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作者系本馆红井景区管理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