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总委员长刘少奇在红都工作片断
杨至成
杨至成(1903—1967)贵州三穗人,侗族。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南昌起义、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革命斗争。1930年后任红12军副官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务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长兼政委,红军供给学校校长,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长,领导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后勤保障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7年2月3日于北京病逝。
一九三一年冬,中华苏维埃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的时候,少奇同志是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的委员长。我在军委会总供给部工作。为了保证红军和前线的物资供应,我们组织了一些工厂。兵工方面有枪械厂、弹药手榴弹厂;军需方面有被服总厂,总厂下设纺织厂、鞋袜厂等,另有卫生材料工厂。大大小小的工厂有二十多个。工人分两种 ,一种是长期工,一种是临时工,合在一起大约二、三千人。这些工厂的行政管理受军委会总供给部军事工业局的领导,工会工作是直接受全国总工会执行局领导的。因此,我们在工作上经常得到少奇同志的指示。
少奇同志在瑞金的时候,在苏区范围内,在军事方面建设了一些新的工厂。少奇同志对于军事工厂的领导极其重视,付出了很多精力。少奇同志遇事都非常细致认真,生活很朴素,平易近人,到处和群众打成一片,全面地深入地了解工作和工厂的情况。
那时的军事工厂有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一般的,而是很突出的,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军事工厂的管理上,干部都是从军队里调来的,习惯于用管理军队的方法去管理工人,因而工厂管理的不得法;二是由于这些工人刚从城市和农村招来,并有少数是从俘虏兵里挑出来的,他们的阶级觉悟不高,在工作上缺少主人翁的思想,而是以旧的观点对待工厂,对待工作。这样一来,工厂就有些混乱,管理不得法,生产规程没有很好确立,工人干劲未能鼓起来,因此生产效率就不怎么高,对于保证前线供应大有影响。
正在这个时候,一天晚上,少奇同志找我去谈话,谈到军事工厂管理问题,他很恳切地告诉我说:“管工厂不是带兵,目前的管理方法要改善,最好你们召集工厂负责人开个会,认真地研究一下管理工厂的方法和加强工人的阶级教育。”当时,少奇同志和风细雨地与我谈了这些话,我真比吃了一服清凉药还得劲,当时就答应说:“好!一定办。我们准备一下就马上召集会议,希望少奇同志出席指示。”少奇同志点头说:“你们开会我一定来参加。”
我从少奇同志那里回来,就着手准备召开军工会议,研究各工厂存在的问题。我找来几个同志在一起研究分析工厂的生产管理情况,想先通过一些实际材料,找出真正的原因来,便于开会时让大家讨论,得出统一的认识,改进工厂管理。当时对如何管理工厂有两种意见。有部分人认为,我们所领导的工厂是军队生产性质的,生产任务又紧又重,工人都是新来的,有些还是从俘虏兵里挑出来的,觉悟不高,封建的地方观念浓厚,时常闹不团结,因此需要用管理军队的方法去管理工厂。有部分人认为,上述思想是不对的,苏区的工厂是人民的工厂,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不象白区的工厂是属于中外资本家的,那里的工人是受剥削和压迫的,因此,管理工厂的方法要用民主的方法,依靠工人群众来管理。工人觉悟不高,是教育问题,通过耐心教育可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树立主人翁的思想。这两种思想是对立的,但都是从对生产情况不够良好的考虑出发的。因为,当时工厂确是出了不少问题。例如,卫生材料厂一次坏了酒精三十多坛,手榴弹厂制造的手榴弹有些甩出去不爆炸,被服厂做的衣服有些因缝的不牢,一穿就脱线,问题是严重的。于是我就将这些情况和工厂干部中存在的两种对立思想详细地写了一个材料送给少奇同志,供他在开会作指示时的参考。
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南方正是暑气逼人的时节。就在这个月的下旬,军工干部大会召开了。到会代表不仅有军工干部,还有各工厂选出来的工人代表,开会地点是在军事工业局大厅。约百余人,齐集一堂,会场布置整齐,墙壁上贴满标语。记得其中有两条醒目的大标语,大意是“依靠工人群众,改进工厂管理”,“努力提高生产,保证前线供应。”特别是听说少奇同志要来出席会议,给会议作指示,到会同志都很激动,个个心情振奋。约八点钟的时候,少奇同志果然来了。他身上穿了一件对襟短褂,下身穿的是一条齐膝短裤。见了少奇同志,大家都轰动起来,掌声四起,好久平息不下去,足见大家对少奇同志的敬仰。
大会正式开幕了,我先将军工情况作了一个综合的报告,然后就请少奇同志作指示。此时,场内又热烈鼓掌欢迎。少奇同志走上讲台,示意不要鼓掌,场内顿时一片寂静。少奇同志首先讲到军工生产的进展和成绩,鼓励大家好好工作,并指出当前工厂存在的问题。他说:“工厂不象军队是个战斗组织,它是一个劳动生产组织,比军队的民主范围要广泛些,用管理军队的方法来管理工厂是行不通的。”话虽几句,却把问题的要害打中了。他接着又说:“我们苏维埃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工人要管理天下,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应当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在物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关心工人应有的福利,鼓励工人生产情绪。”在说到军工干部的责任时,少奇同志耐心地告诉大家应该怎样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和工人打成一片,教育工人提高阶级觉悟。他又告诉工人代表同志要认识新旧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在资本家的工厂劳动是受剥削受压迫的,我们应当反抗;在苏维埃政权的工厂劳动,工人已经成为工厂的主人了,应当自觉地积极生产,工厂就是家。他还谈到办工厂首先要认清目的是什么。他说军事工厂是直接为革命战争服务的,不仅产量质量要高,成本要低,还要保证及时供应,生产应当有计划性,要有成本核算,工人的工资应按技术高低来评定。他甚至对于具体的问题都了解,都关心。他说鞋袜厂打草鞋不合算,应当发动战士在空闲时自己打草鞋。最后,他号召干部和工人密切合作,共同管理,积极生产,完成支援前线的迫切任务。少奇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出席会议,使大家已够高兴的了,现在又作了这样重要的指示,讲得深入浅出,叫人听起来既容易理解又觉得意义深长,使大家在思想上豁然开朗,无限兴奋。这些指示是二十多年前讲的,在今天,对于办工厂仍然是应当遵循的宝贵指示。
会议开到吃午饭时,宣布休会。下午分组讨论少奇同志的指示。在讨论中大家找到了管理工厂的门径,对几个思想一时还不通的同志,进行了说服教育,使到会同志统一了思想认识,交流了工作经验,都满怀信心地回到各自工厂中去。开完这个会议后,少奇同志又把会议精神写成一篇文章,登载在苏维埃政府报和红军的红星报上。由于少奇同志的关心和重视,给军事工厂的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军事工作经过一番整顿后,就逐渐有所改变了。
少奇同志在军工会议之后,经常要我们去向他汇报工厂的情况,他听汇报总是聚精会神的,有时还记在本子上。他要求向他汇报工作的人,汇报情况要清楚准确,不喜欢听含糊其词的话,更不容许浮夸。有时,为了搞清和研究一个问题,他直接把工厂负责工会工作的干部找去谈话,亲自了解情况。有次,我汇报到工人群众的生产热情高涨的时候,他问:巩固不巩固?我说:不能说巩固,还缺乏一种巩固热情的措施,有些思想问题还未完全解决。他说:“问题多怕什么呢?可以研究解决嘛!我主张你们还是搞劳动竞赛,巩固生产热情。”于是他又详细地讲解了怎样组织劳动竞赛。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回来后,经过会议讨论,立即在工人中组织劳动竞赛,分别不同工种、不同年岁的人,开展个人与个人、组与组、车间与车间、厂与厂的竞赛,定期评比。少共还组织了“轻骑队”(即生产突击队),发现哪里生产成绩不好,他们就到哪里去突击。为时不久,工厂的工作就有很大进展。这时候,少奇同志见了我,又提醒我说:“工人生产情绪越高,越要关心工人的生活,特别是搞好安全工作,防止事故。”我觉得这个指示很对,我们就想了一些办法,解决工人的福利问题,做到尽力照顾。苏维埃政府还办了工人医院给工人治病。
在劳动竞赛中,工厂党委和支部都加强了领导,军工干部的管理方法都有了很大改进,生产任务都要交给工会组织工人讨论,干部经常到车间和工人谈心。这样一来,干部和工人的关系更加团结、更加密切了,一个工厂宛如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生产不断上升。我记得一九三四年三月,军委负责同志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曾提到关于供给工作的一些情况。他这样写道:“在春夏季的衣服,我们已经有了百分之八十的保障;步枪弹的生产二月份比一月份增加百分之百,三月份可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手榴弹生产二月份比一月份增加百分之百,三月份可增加十倍;卫生方面能够自己制造药品、器材,有些自制药品比西药的效力还好些。同时,我们的药能及时赶上部队的需要。如今年使每个红军战士能够种到牛痘。”
这些比例数字,表明军事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是相当大的。我们得到这些成果,是由于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群众管理工厂,也是由于执行了少奇同志的指示。
少奇同志那种实事求是,深入群众的作风,耐心教育和帮助干部搞好工作的精神,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每个人都受到很深的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