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

      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曾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任十一军党代表。1931年底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委。1932年后任红军东路军政委，参与指挥漳州战役，率部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92年5月在北京逝世，终年93岁。

      我进入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个城市是永定，接待我们的县委书记是个女同志。她很热情，安排得很周到。因为永定离赤白交界线并不远，显得有些衰败残破。之后到了长汀，这是毛泽东、朱德同志一九二九年三月率红四军入闽建立的中央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政权。一路之上，只有到了长汀，我才见到熟人。当时福建省委设在长汀，欧阳钦同志在那里担任省委书记。他是我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志，又一起在武汉军委和上海军委并肩战斗过，见到他我高兴极了。在长汀，正赶上过新年。他告诉我的第一条好消息是：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西北军的第二十六路军，有一万七千多人，在我党特别支部和共产党员赵博生以及董振堂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

      当天，福建省委就给我准备了一匹马。我骑着马，用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走了六十来里路——有一段还把路走错了，赶到了瑞金。从长汀到瑞金，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进入了横跨闽赣两省，纵横数百里的中央根据地，这完全是我们党领导的工农大众和红军打下来的自己的天下了，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晚上约九时许，我就到了瑞金。

      当时在瑞金总部，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志，大家都分外高兴。剑英同志责怪我太大胆，说在长汀到瑞金的路上，并不都是巩固区，一人单骑黑夜赶路，还有一定危险哩。

      我向恩来等同志汇报了自从他们离开上海以后上海斗争形势的新变化，有谁牺牲了，有谁叛变了，有谁又落荒了，更多是汇报了留在上海继续斗争的同志们的工作情况。

      朱德同志以他特有的浑厚、老成、平易、谦虚的风度，向我讲了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分手以后，他如何带着失败了但不肯低头的队伍，辗转到了湘南又进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会师的情形。

      我向毛泽东同志讲了自己初到根据地的感受。我说，在白区工作是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毛泽东同志诙谐地用手比划说：“还是像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啊！”

      我到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已胜利结束，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刚开过，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分别正式成立。再加上十二月发生的宁都起义，红军一下子增加了一万七千多人。这时中央根据地的形势真是一片兴旺景象。在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时，我在上海就和伯承同志议论过，象第二次反“围剿”那样，红军横扫敌军七百里，这在战争史上都是很少有的。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更大，引起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震动和分化，因此才有宁都起义。特别是我们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形成了和国民党全国性政权对峙的局面。可以说，这时的中央根据地正处在威严赫赫的大发展时期。

      到瑞金不几天，组织上又不叫我到湘鄂赣根据地去了，确定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代表军委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去帮助工作。这个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新组编成的，当时肖劲光同志已经到五军团任政委，刘伯坚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左权同志任十五军的政治委员。我们和赵博生同志等互相配合，作团结安定这个新起义部队的工作。我每天找些上层军官谈话，说明形势，讲清政策，晓以大义，使他们提高认识，安下心来当红军。这个部队在日后的作战中一直表现很好，是中央红军主力之一。

我由五军团回来，一九三二年一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王稼祥同志，他与任弼时同志都是一九三一年四月到中央根据地的。    

      我到总政不久，即受领任务，参加二月初打赣州，到前线帮助部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开始在瑞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一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历来都是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同志也是不赞成打赣州的。中央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最后表决时，因为受中央一月九日发布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条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大城市，结果赞成打的占了多数。我因为刚进根据地，对情况不清楚，会上没有发言。中央局的多数同志站在错误的一边，还是决定打。既然决定打，我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当然是极力动员大家打好……。

      一九三四年十月，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开始了。

      长征之前，一军团在福建打了温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当时保密纪律很严，所以我们也没有多问。听说毛泽东同志这时候也从外地回到瑞金了，我提议去看看他，就和林彪一起去了。毛泽东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说：“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我说：“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同志故意反问：“什么任务？”我回答说：“要转移。”当时称长征不叫长征，叫转移。因为并非预定了要走二万五千里，只是要先转移到湘西去，和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再作计议。

      当时，先遣队已提早出发了。七月份，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同志领导的红七军团组成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早已首途北上。随后在赣东北与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转战皖南地区。八月份，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由任弼时和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到湘西一带找二军团去了。

      毛泽东同志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说：“我们接受任务了。”

      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

      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诬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他写的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面，仍然充满了这类无耻谰言。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

      辞别毛泽东同志以后，第二天我们就同部队一起离开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