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东晓

    庄东晓(1908-2000)，女，山东长清县人。原名庄毓瑛，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和潘家辰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1933年秋到上海，后随潘汉年进人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任苏区中央教育部编审局局长，曾任《红色赣南》编辑。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从香港回到广州。曾任广东中苏友好协会任驻会干事，广东省教育厅初等教育科科长兼统计科科长，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等。2000年11月7日在广州逝世。

一九三三年秋，冀察民众抗日同盟军转移阵地，组织决定要我偕同女同志先到北平，听候安排。我们在群众的帮助下，化装成女传教士，越过日寇封锁线，安全到达了北平。吉鸿昌、柯庆施同志也从前线转到天津。我到天津经党的同意，到了上海党中央临时办事处，但当时党中央已迁进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于是带着洪湖苏区王明极左路线的坚决贯彻者——夏曦强加给我的政治诬陷（曾被扣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牢狱）和已被误杀的难友们的生前嘱托，满怀热望地进了中央苏区。

由于要避开敌人的盘查，路途转折，走走停停，走了几个月，好不容易才到了中央苏区所在地——瑞金叶坪。同行的潘汉年先走进党中央办公厅报到，跟着有同志走来接待，通知我到时中央教育部工作，我二话没说，服从分配。

为了防敌机空袭，中央各部门驻地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从党中央办公厅所在地叶坪到中央教育部——沙州坝，要走几里路，当通讯员把我领进一座两房一厅的民房时，迎面走出来的是瞿秋白同志，这意外的重逢，使我又惊又喜！原来秋白同志已先我到了中央苏区(秋白同志是1933年12月底接党中央电调到中央苏区，1934年1月22日出席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我马上问：“华组呢？”在我的想象里，他们俩是不应、也不能分开的。秋白同志没有回答，强作笑颜说：“知道你来了，一起工作吧，就住在对面的房里好了。”我好像在作梦，真想不到在这里又遇上瞿秋白同志，而且又在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我兴奋地匆匆把一点随身行李放到房里，就跑到秋白同志住的对面房里去请示工作去了。

秋白同志穿着华组给他特别做的一身深米色的棉布中装，嘴里含着烟斗，安详地坐在办公桌旁权有的一张藤椅子上。见我进去，指指办公桌对面的一张四脚凳子，让我坐下。停了片刻，才严肃里带着慈祥，慢条斯理地对我们：“她没同我一起来，我向组织提出过，要她一起来，但组织不同意，说一时找不到人代替华组的工作，答应慢一步让她来。服从组织么，只是有华组在侧，我生活上有人照料，工作起来更方便些，也许快来了吧！”停了一会，又吸了几口烟，继续说：“我听说你要来中央苏区，是我提出在你来这里工作的。你的问题未解决，不能过组织生活，是够痛苦的。你华组多次同夏曦的老婆——谭国甫争论，说你和潘家辰怎么会是什么‘改组派’呢？华组看过你从洪湖苏区写出来的血书。想开些，看远点，好好工作吧，问题迟早会解决的。”

这些老大哥般的、动人肺腑的劝勉，对我这个一肚子苦水、心事重重的人来说，是多大的鼓舞呵！我之所以能背着冤情，强打精神，安心地继续工作下来，多半是由于秋白同志的关怀和帮助。秋白同志不仅从精神上给我鼓励，工作上也给我支持，当他觉察到我对编审工作感到人手少，又缺乏经验时，马上提出：“我们自己没有的可到白区去找，聘请白区有经验的教师来帮助。只要他们肯来，我们优厚相待。”果然有几位接受了我们的聘请，起了一定的作用。秋白同志不但对知识分子十分重视，而且在生活上更是诸多照顾。有一次他交代工作，到我的住室兼办公房，发觉光线阴暗，地下潮湿出水，马上请管理庶务的同志为我开窗户，铺沙子。有时我下乡回来，收拾房间时，他亲自动手帮忙。秋白同志身为苏堆埃中央政府委员，党中央领导人，但平易近人，待人接物一点架子都没有象普通人一样。

秋白同志同群众的关系特别密切，可以说是“水乳交融”，开始他住在群众隔壁，后来，索性同群众住在一起，同住同吃了。他叫房东作“表哥嫂”，房东叫他“同志哥”，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老母鸡下的蛋，总是留给“同志哥”秋白吃。

当时中央教育部的工作是很繁琐的，可以说，一切都是开创，千头万绪。秋白同志是中央政府委员兼教育部部长，不但要参加中央政府的各项会议和工作，更要直接领导中教部的整个工怍，诸如开办学校，编教科书，培训干部等，并负责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务。

创办高尔基学校，费了他更多的心血。高尔基学校内分戏剧、舞蹈、歌咏等班，剧团就有三个，经常下乡，到部队，到前线巡回演出，以鼓舞士气，活跃战士生活。逢到群众较集中的圩日也要前去演出，以密切同群众的关系，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剧团演出剧本的主题和内容，是根据当前的方针政策和主要任务而创作的，剧情是来自生活，走到哪里，演到哪里，吸取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真人真事，加以艺术提炼，自编自排自演，维妙维肖地再现在舞台上，因而很受群众欢迎。

这三个剧团，每次分头下去演出，回来时都带有丰富而新颖的创作材料和节目在俱乐部汇演，通过汇演，经观众评比，哪个剧目，哪个剧团是优胜者。毛主席经常观看汇演，无形中是三个剧团比赛的主要裁判者。这种比赛是经常进行的，演员们的进步非常快，诚如秋白同志所说：“闭门造车是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中央苏区的文化艺术，在毛主席和秋白同志的领导下，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

秋白同志还十分重视收集和运用民间歌曲，他说：“民间歌曲，对群众的教育更大，由于歌词是发自群众肺腑的心声，内容通俗易懂，好听好唱。”所以更受群众欢迎。

秋白同志还主张在高尔基学校内增设红军班和地方班，为部队和地方培养艺术干部，大力开展部队的和群众的文艺活动。当时中央苏区所在地区充满了活跃气氛：人们一早有的跑步、骑马，中午有的打球练功，晚饭后有的下地种烟、种菜，这些同秋白同志的大张旗鼓的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是分不开的。文艺大众化是秋白同志的一贯主张。他在进苏区前就去上海城隍庙听说书，认为说书是教育群众的好办法，在到了苏区之后，写了不少“送郎参军”，“红军打胜仗”，“消灭白狗子”等小调歌词，当时在瑞金兴国一带，不论在山上，或是在地里到处听到青年男女的对唱，歌声嘹亮，一片欢腾。

中教部系统的同志们的工作热情是高的，干劲是大的，但问题也不少，有时是一大堆，几乎处处要秋白同志亲临指导，一处不到，一处不了。在他小小的卧室兼办公室里，经常挤满了一批批来请示的人，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等他答复解决，有时忙的连饭都顾不上吃。

秋白同志一向是终日伏案，埋首写作，需要安静的，这时他的习惯和作风却变了，有人来找就见，有事要解决就谈。不但约人来谈，而且还亲自下去调查了解。为了行动迅速，节省时间，他学着骑马。他自己是个病人，还骑马跑很远去看望患病的同志。一次骑着马飞跑着去看正在养病的王稼穑和其他几个同志，他们感动的说：“你带病来看病人，我们病好后一定去看望你。”

秋白同志经常工作到深夜，但一早就起来骑马出去了，晚饭后经常和同志们一起去散步，有时还同大家打打球，在厅里就放着尊张乒乓球球台，同志们都异口同声的说：“秋白同志变了，变年青了。”其实呢，他三日两头发高烧，傅连障医生天天都走来给他看病、开药、打针。有时他实在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卧床，但躺在床上还是要看文件，处理日常事务。他这种带病工作的忘我精神，实在令人感佩！

老战友们深知秋白同志长期带病工作，一再要我注意照料，但在敌人层层包围的情况下，为了加强秋白同志的营养，要跑到几里外的圩场上去才能买到一条鱼和几只鸡蛋。当煮好送到他的跟前时，他总是问东西是哪里来的，旁人有没有的吃，推来让去，给他弄点东西吃的任务，也不容易完成。有时邓大姐从几路外，亲自跑来，送点面粉和白糖给他，并亲手煎几张糖饼给他吃，在当时敌人的封锁下，这已是得来不易，最好的营养品了。大家都在关心着秋白同志的健康，为他担心，可是他却经常忘了自己。为了使他的脑子能空闲一些，很希望有个谈得来的同志来同他聊聊天。冯雪峰同志最诙谐和健谈，而且是和他谈得来的人，一听到他俩的谈笑声，我们也感到轻松。

30年代上半期，王明极“左”路线者在反盲动主义的幌子下，篡夺了党的领导，把白区的党的工作葬送了，搬进中央苏区，又把毛主席一手创建的中央苏区也搞垮，连毛主席本人也受到排斥和打击。秋白同志是毛主席最接近的战友，在党的政策方针、路线问题上，两人的观点经常是一致的，可是这时都遭到排挤，他们的内心该是多么沉重呵!可是每次见到他们两人，总是面带笑容，还常在一起谈笑咏诗呢。俗话所说“宰相肚子里能开船”，他们确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  

秋白同志长期患病，身边又无人照料。红军主力北上转移时，因伤留在中央苏区的陈毅同志看不过了，亲自将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秋白同志，要他跟部队一起走，秋白同志是怎样回答的呢？他当即谢绝说：“组织上没决定，我不能擅自前去，要服从组织决定。”秋白同志的组织纪律性又是多么强呵! 

秋白同志的心里经常装着的是党、革命事业和阶级弟兄，就是没有自己。当长征部队出发，经过秋白同志的驻地——瑞金下肖区时，他亲自赶去同李富春、蔡畅、刘少文、徐特立等同志握别，当他发觉徐特立同志的马伕身体不怎么好时，马上把自己身强力壮的马伕换给徐特立同志，在那种紧急情况下，他想的还是战友和同志。

主力北上了。中央苏区的圈子日益缩小，困难愈来愈多。秋白同志肩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他兼任中央局宣传部长。秋白同志更是夜以继日的坚持工作，《红色中华》照样按期出版，他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

红军主力转移之后，为了保卫苏区，必须有强大的红军队伍，红军部队又必须有充足的给养。我离开中教部和秋白同志，下乡参加扩红和征粮工作，行前，秋白同志又谆谆嘱咐：“下去后，再忙也要天天写汇报，经常给《红色中华》写稿。”

大概是红军主力北上后的一九三五年二月间，我正在参加扩红征粮汇报会议，不记得是那位同志转给我一张纸条，用俄文写的，上边写着：“她娜（我的别名）！再见了！望你锻炼的比钢铁还强。”

从这张纸条，才知道秋白同志要离开苏区了。考虑到他路上的安全，我把纸条撕碎毁掉。关于秋白同志离去的事，也没告诉谁，只是在内心里默默祝他顺利到达目的地，早日同华姐团聚。

当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确立了毛主席对全党的领导，还是毛主席挂怀着老战友们，他电中央苏区中央局，妥善安顿秋白等同志。

想不到，祝愿只是祝愿罢了，而小小的那张纸条，却千真万确的告了永诀！

由于敌人的包围愈来愈紧，这时护送秋白同志去白区为时已晚，以致途经汀杭交界、武平水口五里路潭地方时被俘，秋白同志在狱中两月半，镇静如平日，每日读诗词，刻木章。当蒋介石派宋希濂去劝诱秋白同志时，秋白同志的回答是：“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甚，请匆撕破我的历史。”

是自己的了，内心是多次激动呵!

他满怀激情的在转给华姐的一张纸条上写着：“这个世界妙极了！”

从一九三四年初到一九三五年二月，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的时间不过一年，但他给党的事业和苏区人民付出的心血和贡献胜过十年!真是说不尽，道不完!在这短短的一年里，秋白同志制定了整个苏区的教育计划，健全了各部门的文教组织，开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从扫盲到培训师资及干部，掀起了大众化的文艺高潮，大大鼓舞了士气，活跃了民心，增强了苏区军民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仅从苏堆埃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来说，就奠定了一个崭新的宏伟的蓝图。秋白同意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