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33年3月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后任部长，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政治局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84年8月11日病逝。

在中央组织部

  一九三二年底，我从莫斯科回国。翌年初，我到上海找党中央。李竹声、康生接见了我，他们要我留在白区中央特科工作，不久，又要我到中央苏区去。为什么白区被破坏得很厉害，特科工作又缺人，却要我到苏区去？后来才知道，是对我不放心，认为我是靠不住的。四月，我奉命到达中央苏区。

  当时，临时中央已于同年一月迁到瑞金。党中央书记是博古，中央组织部长任弼时，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参谋长刘伯承，李德是军事顾问，何凯丰后来是少共中央书记。

  我一到中央苏区，很快就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我说，你怎么叫罗迈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嘛。那时，我对毛泽东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在江西瑞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被撒销红军领导人的职务这些事，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人说毛泽东是搞“右倾机会主义”。任弼时没有对我说这件事。我在莫斯科学习时，也没有听王明等说过。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寻（邬）、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二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三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当时罗明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邓小平任江西省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经担任过江西省军区的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正确的意见，抵制“左”的做法。如主张在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应向农村发展，不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不赞成硬拚；主张中央红军、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都应发展，互相配合，不赞成用削弱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界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同样的办法；主张健全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团体；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主张根据地的行政、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都由政府负责，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工作。结果，这些正确主张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被称为“罗明路线”。这时，张闻天已从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后回来，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作了反“罗明路线”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会、寻、安地区是苏区的边远地区，是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的游击区。但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却认为失掉了寻邬，是中心县委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是执行退却逃跑的防御路线的结果。毛泽东、朱德总结出来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红军最早的战略战术。后来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原则，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把它发展为十大军事原则。而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批判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那时苏区的边远地区，完全是赤白交错对立。毛泽东曾经说过，困难的是有中间派反水的问题。因为赤白交错对立厉害，中间派中不少人反水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游击地区还有革命的“两面”政权，敌人来时可以应付一下。但当时在边区只有实行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才行。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反“罗明路线”的报告。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括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括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有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毛泽东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被撤销了党的和军队的领导职务后，只有一个实际上被架空了的政府主席的职务。一九三四年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他也没有参加。毛泽东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据我所知，他并没有承认自己是犯了所谓“富农路线”的错误，但他服从党的决议。他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时，仍争取在党领导下做一些工作。如查田运动，他主持召开了瑞金、会昌等八县的区以上政府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等；这些都是根据中央局作的决定去做的。他到兴国作调查，写了长冈乡调查报告。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和模范乡，模范村建设，是在他领导下搞起来的，为中央苏区的巩固打下了基础。他自己曾说过，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最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失败了，还是请毛泽东出来担任领导工作。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十二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他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他读了许多书，总结了全党的经验。他写的文章，都是气势磅礴的。那时，在正确路线指导下，各方面工作都是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王明他们要反对毛泽东呢？为此我还写了一篇笔记。我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击。周恩来说，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砰，我就来。后来博古等没有让毛泽东出来再担负红军领导工作。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下搞起来的，当然，是集体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是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进行的，红军指战员和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还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和战术原则，所以取得了胜利。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他们还准备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换班。其实，当时已经换班了，由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后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转变了态度，遵义会议上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我到中央苏区时，开始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后来任弼时调到湘赣苏区击了，便任命我为中央组织部长，但我不管军队的组织工作，也不管白区的组织工作和其他苏区的组织工作。我只联系三个省委的工作，一是江西省委，省委书记李富春，妇委书记蔡畅，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副主席陈正人，军区动员部部长陈奇涵，省委机关设在宁都。二是粤赣省委，它是从江西省委分出去的，省委书记刘晓，妇女部长李坚真。我去过粤赣省委几次，投有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三是由胜利、兴国等县建立的一十省委，叫什么省委，记不请了。省委书记是朱开铨。福建省委由张闻天联系。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成立中央组织局，主任是我，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样等同志，他们多数是政治局常委。当时，张闻天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是副部长，他不是组织局成员，但组织局开会，他也参加。妇女工作由我兼管。白区工作部是陈云兼管的，贾拓夫是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央组织局每一次开会的议程，除组织、宣传外，都是由张闻天提出，会议结论也由他作。重要问题博古也出席。讨论查田问题，毛泽东也来参加过。中央组织局是一个畸形组织，会议主席是我，参加的人是常委，做结论的是张闻天，名义上是我负责，而实际上我只联系三个省委。

我在中央苏区所做的第二件事，是扩大红军。一九三三年冬开始的扩红工作，整个由我负责。十二月，博古通知我说，现在正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我们要扩大红军三万人，明年红五月时完成任务，这个事归你负责。他还说，这是军令状，完不成任务要杀头。这是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好象完不成扩大三万红军的任务，第五次“围剿”就不能粉碎。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整个苏区全部动员了。这时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开过，群众革命情绪很高，这项任务完成得很好，扩大了五万红军。任务完成得这样好，还是以前的正确路线在那里起作用。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配合。当时工会组织了工人师，少共组织了少共师。我对扩大红军工作很努力，经常跑到瑞金等地击检查工作。当时后勤工作由陈云负责，他管军工生产。毛泽东负责经济工作。至于前线打仗的情况，我不知道，白区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因为有关前方打仗情况的电报是不给我看的，白区情况的电报也不给我看。有一次，张闻天到中央政府去了，博古要上前线去，他临走时对我说，有电报收一收。我就把电报收下。当时，我拆了一份电报，博古回来后，对我大发雷霆。

我在中央苏区做的第-件事，就是兼管中央党校的工作，任中央党校校长。罗明被批判后，是我要他到党校工作的，他来党校教“党的建设”课程，编写“党的建设”讲义。我曾经和他-起研究如何讲课，关系还融洽。

我不是王明小宗派里俩的人，很多情况我是不了解的。在第五次反“围剿”快要失败的时候，连红军要战略转移的消息，都是到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才知道的。这是因为他们要我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中央的意图，所以才对我透露要向西转移的消息。我的情况虽是如此，但我却犯了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我经常想，为什么会犯这次错误呢？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我在莫斯科学习时，读了点马列主义著作，还是有点好处的，但也学了些教条主义的方法。我这个人的思想方法，局部经验是基础。到莫斯科后，又学了些教条主义的方法。因此，对问题的是非看不准，分不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从书本出发，否认实际，把苏联的一套搬到中国来，只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矛盾的特殊性，脱离实际，危害当然很大。经验主义把狭隘经验当普遍真理。拿局部的经验到处推广，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危害也是很大的。

艰苦的生活

中央苏区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现在年青人不太清楚。当时中  央苏区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其实，前线战士的生活  也不好，只比后方人员多给些盐，饭能吃饱。那时还不知道自己搞生产，粮食运到瑞金，是用肩膀挑来的。因为粮食不够，后方人员每天只能吃两餐饭还吃不饱。吃饭前，每人把分给自己的米放在蒲包内拿到厨房去燕，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如果当时不是分饭吃，那么，吃得快的就多吃了，吃得慢的就少吃了。在饭不够吃的情况下，吃大锅饭是不行的。那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搞供给制。每餐的菜都很少，菜是没有油的，盛菜的容器是铁制的小盆，菜连盆底都盖不住。每天上午十时到十二时，我们就饿得发慌。晚上也是如此。心中发慌，就在床上躺一躺，休息一下又起来工作。从其他地方来瑞金开会的同志，吃饭用饭票。从瑞金到外地出差，沿途有兵站，在兵站吃饭，睡觉，地上铺些草就睡了。当年红军的生活与现在解放军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时盐运不进苏区，就自己熬硝盐。由于敌人封锁，中央苏区不但吃饭困难，穿衣也困难。衣服是蓝色的，用白布染成，很易掉色。不管到哪里，晚上都不脱衣服，和衣而睡，随时准备行军打仗。子弹更困难，打仗要留弹壳，用旧弹壳再去装火药。那时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那样艰苦的条件，毫无怨言，一心为革命。老百姓分到革命胜利果实，得到了利益，也积极拥护革命。我亲眼看到扩大红军的情景，参加红军的，大多是基干民兵。到处出现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盛况。参加红军的人，背上还背着布单子和草鞋。那时党和红军与群众关系十分亲密，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是我们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对于培养青年一代，振奋革命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是很有意义的。

长征前夕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博古等人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民虽经一年的艰苦斗争，但终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失败而被迫长征。“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在军事路线上，反对积极防御，实行消极防御。反“围剿”开始时，搞冒险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遇到挫折后，搞保守主义，分兵把守，打阵地战；被迫作战略转移时，又搞逃跑主义的大搬家。这是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根据地的最大恶果。

  当中央红军在广昌保卫战失利后，各路敌军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全面进攻，形势已对我十分不利。红军在内线破敌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的时候，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摆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他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中央红军要转移了。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那时，江西省委书记已是李富春，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传达后我又回到瑞金。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我回到瑞金后，开始进行长征的编队工作。

  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思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还有其他负责同志，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干部团的前身是红军大学，学员都是从部队调来的连排级干部，他们都经历过多次的战斗。干部团人数虽不多，但战斗力强，实际上是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在长征中起过很大的作用。长征开始时，毛泽东身体不好，一直坐在担架上。王稼祥在苏区负伤，不能行走，也只好坐担架。在长征路上，他们两人经常在一块讨论问题，交换意见。那时毛泽东不管事，管事的是博古、洛甫、恩来。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约有一万多人。中央任命我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副司夸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纵队的编组工作，邓发花的力量大，我花的力量小。遵义会议后，红三军团的一位团长牺牲了，张宗逊被调往红三军团任团长，第二纵队参谋长由邵式平接任。李富春是总政治部代主任，也在第二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部有四个女同志随军行动，他们是蔡畅、陈惠清（邓发夫人）、刘群先（博古夫人）、阿金（金维映）。司令部下面还有几个单位：一、干部团或干部连（也叫工作队），约有一百多人，李坚真是指导员。这个干部团不是打仗的，是做地方工作和安排伤病员的。二、干部休养队，也有一百多人，徐老（特立）、谢老（觉哉）等都在休养队。他们不担任工作，只要身体好，能随军走就行。三、警卫营（营长姚喆）。四、教导师（师长张建武），担任后卫，约五千人，是l934年红五月扩红时参加红军的新兵，才成立十五天就出发了。它虽是后卫，但没有打过使，因为第二纵队是由别人保卫的。配属第二纵队领导的还有一百多名地方干部，他们对政权建设有经验，准备去新区建立政权。中央党校的一部分学员，也编在第二纵队。此外，还有运输队，挑夫很多，任务很重。党中央机关的文件、资料之类的东西不多，但中央政府机关的东西很多。如中央银行携带很多银元，财政部有大量苏维埃钞票，还有银元，都要挑着走。一边走，一边抄土豪的家，得了现洋，也挑着走。因为部队发的是苏维埃钞票．不能拿苏维埃钞票买老百姓的东西。印票子的石印机也抬着走。军委后勤部把制造军火的机器也带上了，要七、八个人才抬得动。每个部几乎都要抬着机器走。卫生部带的坛坛罐罐也很多。真是大搬家。这个运输队成员多数是从劳改队放出来的，体力差，又是走夜路，有的挑到半路就不行了，只好另换人。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央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趴、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击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组织局、秘书处、宣传部。组织局还管妇女工作。中央局的秘书长是王首道，当时机要工作是邓颖超管的，李坚真也搞机要工作，他们三人都是随军长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但我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四个人，他们是毛泽覃、周以粟、陈正人、贺昌。

  毛泽覃在组织局工作，我问过博古，是否让他走。博古不同意，我就没有带他走。以后毛泽覃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牺牲了。  对毛泽覃同志的不幸牺牲，我长期感到内疚。谢唯俊也在组织局工作，我把他带走了。

  周以栗曾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李立三领导中央工作时派去的。他是主张打长沙，攻大城市的，后来毛泽东把他说服了，放弃了攻打长沙和大城市的计划。我在湖南时就认识他，而且很熟悉。一九三三年我到中央苏区时，他已在养病，没有工作。长征时，博古决定把他留下，我也同意了。

  陈正人，原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原来我不认识他，与他没有什么工作关系。我到苏区时他在养病，长征时，也被博古留下了。

  贺昌，我对他很熟悉。立三路线时，他是北方局书记，六届四中全会时被撤职。长征前他负了伤，曾到我那里要求随军走。我问过博古，博古不同意。后来他牺牲了。

   上述四个同志当时都在养病，没有工作，归组织局管。他们可以留下，也可以带走，病人可以坐担架长征嘛。他们如果不应该留而被留，我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虽然博古不同意他们走，但我也    组织局长，还有一定发言权，我可以争一下，但我没有争。

  古柏，当时是江西省委决定把他留下的。我与古柏没有打过交道，但我曾在江西反对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我也是有责任的。古桕留在苏区，后来也牺牲了。

  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我没有参与其事。

除了苏区中央局机关归我管以外，我还分管中央党校，从这儿调来的干部归我负责，我把他们都带走了。长征时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潘汉年，我把这个部的正、副部长都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