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

    杨尚昆（1907－1998），四川潼南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到瑞金，历任《红色中华》报、《斗争》报编辑，中共中央局党校副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3年夏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4年1月接任红三军团政委，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月底，当选为中华苏维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等职。1998年9月14日在北京逝世。

我是1933年1月底春节期间到达江西瑞金的。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立。到1934年IO月，我随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先后一年又八个月时间。1933年的1月2日（或3日），我奉命住进法租界的一个旅馆。不一会儿，来了两位秘密交通员，接上关系后，他们打开小箱子，取出事先购置的衣服，让我改装。当晚，他们陪我上船，开始了从上海到瑞金的旅程。

陪同我的交通员中，记得有一位名叫卢伟良，比我小十几岁，广东大埔人。大埔和叶帅的家乡梅县是毗邻。我换上了一身广东平民的短装，因为不会讲潮汕话，一路上只好闭口不说话。我们在十六铺码头登上从上海到香港的轮船。一上船，我就装成病号，闷声不响地坐在拥挤闷热的统舱里。到汕头登岸后，在小旅馆里睡了一晚，第二天，改坐小火车到潮州，乘韩江的小轮船北行，经大埔到三河坝。这时，小轮船照例要掉转船头，在靠岸的一侧铺上跳板，旅客们上上下下，十分拥挤嘈杂。

船上的一个工友领着卢伟良和我，走到不靠码头的另一侧，有一只带篷的小木船正向轮船靠拢来。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这位“茶房”熟练地先将卢伟良两手一提，乘势放进小木船里，接着，对我也如法炮制。小轮船的船舷离水面只有一米多高，我没有重的行李，卢伟良又在小木船里接护着我，一瞬间，我们就悄然躲进船舱，拉上船篷。船工一撑篙，小木船飞速地到了江心。我从船篷的缝中朝码头上望去，只见码头上有许多特运的国民党士兵，这正是准备向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部队。小木船行驶在韩江上，经常遇到敌人的运兵船。幸好，船工是本地人，他白天把小船停泊在河沟里隐蔽，晚上便撑着向北走。因为是本地人的船，人家不注意。

三河坝以北是国共双方的交界区。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时，闽西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独立师被抽调到江西作战，国民党十九路军和粤军陈济棠部乘机占领龙岩、上杭和永定的部分地区，闽西苏区的中心点白砂被迫撤离。闽粤赣省委(又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正深入到敌后发动游击战争，以阻滞龙岩的敌人进占连城，保卫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这一带硝烟弥漫，许多村庄房屋被烧，白天荒无人烟，只有在无黑后，群众才悄悄地进村活动，天一亮又躲进山林隐蔽。我们在三河坝一登岸，先在拉锯地区一个村子里躲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游击队护送我们穿过团防的哨所。我们乘上弦月光在茂密的松林里走了两个晚上。第三天太阳露头时，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儿童团的歌声，我的“哑巴”时代终于结束了。

  过了一会儿，一位老太太提着篮子上山来，笑着对我们说：“没有什么东西优特你们，只有两个鸡蛋。”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革命根据地民众同党和红军那种亲密的关系。老太太诚挚的感情，令我终身难忘。接着，我们又在苍松翠竹丛中走了3天，经上杭过汀州，快到达红都瑞金，这已是中央苏区的腹地了，路上就比较安全，有时还可以骑马走。

在瑞金，我首先见到的是邓颖超同志，我从口袋甩掏出一盒美丽牌香烟交给她，这是联络的“介绍信”。接着见到了刘少奇同忐，他在中央苏区仍做工会工作，住在瑞金城里。我被分配到临时中央宣传部。临时中央机关设在瑞金下肖区观音山，办公和宿舍都在一个大祠堂里。祠堂前临池塘，水清见底，塘边种种着垂柳。村子不大，松林掩映下住着二三十户人家，环境十分幽静。张闻天、罗迈（李维汉）和吴亮平等同志都住在这里。我到时，闻天同志正在作报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同志本来住在叶坪，宁都会议后，毛主席请病假在福建养病，朱、周和王稼祥在反“围捌”战争前线指挥作战，中央局只有粥时、项英、邓发和顾作霖等同志在。

  不久，博古、陈云也到了。李伯钊进苏区后，先在闽西苏区做宣传工作，1931年10月调到瑞金。我们的小家庭又团聚了。

  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是张闻天，我给他当助手。宣传部最重要的工作是办好党的一刊一报。苏区的宣传工作那时还在初创时期，张闻天同志是有建树的。《斗争》原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时创办的机关刊物。进人苏区后不久，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中央局原来出版的《实话》与《党的建设》两刊合并改名《斗争》，在1933年2月4日出版，由张闻天任主编。为了区别于上海版，刊次从第一期开始。前六期《斗争》中，我共撰写署名文章7篇，除第五期外，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红色中华》是一张4开的周报，创刊于1931年I2月，是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主编是王观澜．从1933年2月4日起，改成三日报，成为党、团、政府和工会合办的机关报，主编先是王现澜，以后是当过张闻天秘书的谢然之（这个人后来叛变了）。从《红色中华》改版之日起到3月20日的一个半月内，我用“昆”的笔名撰写社论6篇，那时撰写社论的还有博古、洛甫、谢然之、李一氓、潘汉年和沙可夫、吴亮平等。这一刊一报是临时中央指导工作的重要工具。我初到苏区，对农村的情况不熟悉，对游击战争更没有实际经验，撰写的社论和文章只能记录和表述临时中央的基本意图。在中宣部的4个多月内共发文13篇，可以算是”多产”了。

  这些文章的写作背景大概如下：第一类，是指导宣传业务的。我在江苏省委宣传部时，工作上经常受张闻天指导，他曾经尖锐地提出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宣传工作中千篇一律的“党人股”问题，我们曾经议论过。到苏区后，为了贯彻这些主张，中宣部决定在5月间召开一次中央苏区的宣传工作会议，所以，我在《斗争》上发表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宣传队应如何工作的一个实例》两文，前一篇指出：“苏区内的习惯是这样：每一个纪念日和政治运动，各团体长篇大论的宣言非常之多，而内容差不多都是一样”，这是“刻板式”、“说教式”、“标准化的‘党八股’”。各级党部大都是“一成不变地照例喊喊，群众是否懂得，发生什么影响，这是不管的”。文章强调：要建立经常的、系统的、深入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要确定专人，分工负责节日宣传、政治运动和出版物审查等业务；形式要多样而有地方特色，要从工农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出发，广泛利用口头宣传，化装演讲，活报戏剧，歌咏、美术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列宁室”、“俱乐部”等阵地要充实活动内容等。

  文稿写好后，曾经送张闻天同志审阅。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根据闻天同志的思想再联系苏区的一些实际情况写成的。李伯钊是搞文艺工作的，她到苏区后的一年中，经常利用戏剧和歌咏等形式，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中心工作，文章也反映了她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体会。《宣传队应如何工作的一个实例》介绍了河州市宣传队的具体经验。当时苏区扩大红军的任务很重，经济又很困难，这个宣传队有计划地深入到田间地头和农民家中，帮他们干活，向他们解释当前的任务，扩大了红军20名，群众退还公债2000余元。文章告诫宣传部门的领导，“不能容许那些只知在名目上组织若干宣传队，而不复给以任何训练的形式主义。实际上弦这就是在宣传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是开展和转变宣传工作的障碍。”

  第二娄，是关于战争动员、后勤工作等的。3月初，第四次反“围剿”战事吃紧，30万敌军压境，临时中央和中央政府发布了紧急动员令，号召苏区军民：“以最大的决心，准备一切牺牲，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实现江西及邻近几省革命的首先胜利。”我在《红色中华报》的社论中传达了这些精神。战争改变了苏区人民的生活，带来许多新问题，党和政府需要适时地予以解决。春暖来临时，为了防止战区出现瘟疫，我起草的《加紧防疫卫生运动》的社论中，提出要组织群众的卫生委员会，发动特殊的“礼拜六”或“义务劳动日”，检查“没有深埋的尸体”，刷除疫源；要妥善处置伤病员，扫除房屋，清冼沟渠，焚烧垃圾等，号召宣传队深入群众“为增加健强的革命力量”而奋斗。夏耕将到，我在《斗争》上发表《关于夏耕运动》的文章。那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实际上是毛主席的。

  对访问毛主席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那时，他刚结束休养，从福建回到江西瑞金，仍住在叶坪村的个祠堂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是在春耕大忙时拉开战幕的，在后方主持苏维埃临时政府工作的毛泽东主席，尽最大可能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方。他和项英一起先后发出向群众借粮供给红军、调剂民食接济军粮，以及动员群众为干部家属代耕等命令和指示，保障了战争需要而又不违农时。4月下旬，苏维埃政府又发出开展夏耕的指示，我为此走访了毛主席。

  毛主席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我回答：四川。他又问：你们四川有一位杨公你知道吗？我说：他是我的四哥！他便深情地询问烈士遗属的情况。我说有一子一女，四哥遇难时，大女儿一岁半，儿子才40天。现在由我四婶抚养着。这一来，我们之间的感情更加贴近了。我说，《红色中华》要写一篇关于夏耕运动的社论，这篇文章应该怎么写才好？他便侃侃而谈，告诉我应该怎么写，怎么写。那时，因为战争勤务工作繁重，中央政府下令：苏区l8岁到40岁的青壮年“全体自动要以革命的办法，把在乡村的劳动力和辅助劳力尽可能地发动起来，投入夏耕。”文章强调要依靠党支部和贫农团，组织耕田队，帮助有困难的农户和乡村，对红军的公田还应组织特别耕田队，同时要订立公约，开展竞赛和组织“轻骑队”，反对消极怠工分子和官僚主义。

  还有一些纪念性的社论、文章如纪念二七大罢工，三二一上海武装起义，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及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等文章，虽然不可能摆脱“左”的进攻路线的总基调，但多少起了推动工作和宣传教育的作用……

  1933年3月，中央局创办了一所名字很大的学校，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代替原苏区中央局党校，原党校校长任弼时调湘赣去后，共大由张闻天任校长，我任副校长，董老任教育长。课程有中国革命形势、苏维埃建设、党的建设等。校址先在瑞金的洋溪村，是三栋砖瓦房，四周有围墙，不久又迁到沙洲坝的黄竹堪村，借用一个大祠堂和附近的民房作校舍。说是“大学”，实际上是训练班，学员从最基层的干部到省级干部都有，谭启龙是高级班的学员，也有好多学员还是文盲。我在学校里又干行政工作又教书，教员中有人请假时，我就代课，成了“万金油”。罗明同志经过批判后，调到党校任教务处长，兼班主任。长征时，他率领100多名学员，编入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的中央后勤纵队，参加长征。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召开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陈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邓颖超和我。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一个决议，肯定了前一段苏区中央局的工作是正确的，肯定了军事上“两个拳头打人”等口号，准备去福建打两个大胜仗。过去毛主席领导作战时，一军团和三军团都是集中起来作战的。有一次，林彪领导一军团单独打了一次胜仗。那是部队在前进中打的遭遇战，歼敌一个旅，但博古等没有全局的设想，为一时的局部胜利所迷惑，胜利冲昏了头脑，出来了一个“两个拳头打人”的“理论”。为了集中军事大权，这次会议决定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前方时，决定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前方成立一方面军司令部，辖红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后来又有八军团、九军团。朱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兼一方面军政委。我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欧阳钦，宣传部长徐梦秋，秘书长萧向荣。当时，五次反“围剿”战争尚未开始，主力红军正在休整。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原来是周以栗。周病逝后，由王稼祥接任。王稼祥是随任弼时同志一起到苏区的。他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到莫斯科的时间比我早一年，后来又被选送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思想开阔，到苏区后和毛主席接触多，毛很看重他。我在瑞金时，稼祥同志在前方，后来他因为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在福建建宁住医院。后来，他回瑞金，我又随朱、周到一方面军去了，部队转战在江西的石城、宁都和福建的建宁、泰宁地区。所以，尽管一个是主任，一个是副主任，两个人其实没有在一起工作。宁都那次会议后，红军的指挥权转移到博古和项英手中。博古根本不懂军事。项英在任中央局代理书记时，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对他曾有“领导战争能力弱”的评价。后来，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到了中央苏区，博古在军事上都听他的。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作风又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在这样的情况下，军事行动上争论迭起：第一次，是1933年六七月间。中央决定了要红一、红三军团“分离作战”，“两个拳头打人”，于是，以三军团为基干，成立“东方军”，入闽作战。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认为绝对不应该“分兵入闽，酷暑远征”。博古和项英不听，反而来电训斥：“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并派我随彭德怀同志率东方军入闽。这时，三军团的政委仍是滕代远同志。博古、项英和以后的李德下命令时，朝令夕改，使前方将领无所适从。周恩来有过不止一次的申述电报，他们也不理睬。周恩来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讲他的不满情绪，但我们看得出来……

  当时正是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苏大会前夕，博古等忙于准备这两个会，我就向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去作汇报。他那时候有病躺在那里，见了一面。以后又去见恩来同志。本来，我是两会的代表，应该参加会议，但这时蒋介石的东路军从闽中西进，协同北路军向中央苏区袭来，军委命令三军团从建宁东出延平、沙县，阻止蒋军西进。我立即赶回三军团，没有参加两会。临走时，恩来同志还要我把炮兵营带到三军团去。这个炮兵营其实只有两门炮，100多发炮弹，但在那时已经了不得啦！两门炮是打漳州时缴获的，长征时还抬着，到过草地时才砸烂了扔到河里，那是后话了。

  1934年1月，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最高峰。会议强调中国已面临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决战。通过两会，中央在人事方面的安排：一是博古、洛甫。项英、周恩来为政治局常委（即书记处书记），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等被排除在外。二是毛泽东不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接替。这样毛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就架空了。闻天同志对此并不高兴，对博古颇有微词。三是朱总司令虽然继续担任中革军委主席，但另设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团”，实际上的次策人是后来被称为“洋钦差”的李德；周恩来、王稼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我虽然没有出席五中全会，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样，在第二届全苏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我从瑞金赶到红三军团时，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正在召开分兵的会议。会后，周恩来、朱德被调回瑞金。我到三军团报到后就和彭德怀同志一起，率领以三军团为基础组成的东方军向福建的沙县进军。在一方面军的半年里，我在周恩来和朱德领导下工作。这是我初到军队，职务上是总政治部副主任，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但该怎么工作，主任王稼样没有交待，我也有点鲁莽，没有问。后来是靠周恩来同志手把着手，一点一点地教我。我写个训令之类的文件，都先送给他看过。他确实是一个诲人不倦的好老师……

1934年9月下旬，中革军委通知我们：蒋介石的北路军、东路军将对瑞金发起总攻击。29日，《红色中华》发表由张闻天同志署名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自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许敌人踩确苏维埃寸土”，这篇社论却改变了调子，说：在强敌面前“暂时放弃某些苏维埃城市”，“转移地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攻路线，争取苏维埃的完全胜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子来。10月7日，中革军委命令：将阵地移交给地方兵团，全军团在五天内完成部队调整、兵员和弹药补充，14日到于都东北的水头圩、石溪坝、东头圩、禾田和仙霞观等地域集中。9日，又接到军委总政治部训令，要我们做好思想工作，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作战。这便是历时一年、行程两万多华里、跨越11省的长征。不过，当时称为突围西征或转移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