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开铨

    朱开铨(1901—1993)：江西瑞金人。1926年投身革命运动，192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瑞金县合龙圩暴动队中队长、合龙乡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裁判委员、代主席，云集区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入苏维埃大学学习，毕业后任长胜县、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会(昌)安(远)工作委员会书记。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瑞金(宁都)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法院院长、中共宁都地委委员，中共赣西南区委委员，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党组书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3年1月16日在南昌病逝。

一九三一年三月，瑞金重新恢复红色政权后，我在合龙乡政府任财经委员，主要分管经济和财政工作。当时的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是温时汗。那时瑞金县共分九个行政区：壬田、云集、武阳、九堡、渡头、瑞林、沿岗、黄柏、城关，全县共有人口三十三万多人。

这一年的三、四月份，闽西特委又派了个叫李添富的人来瑞金任县委书记。此人比前任书记李柏更“左”，杀人更多，肃反更扩大化。当时肃反的名称很多，我们瑞金叫肃社会民主党。那年的肃反，把杨金山同志（红军团长）、邓家宝同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廖斌、朱玉山同志（均为县委委员）都错杀了。

当时，李添富以开会为名，指挥红三十五军留下的一个连，抓了不少人。从三月到九月，全县被杀的没有一千，也有八九百。要不是党中央派邓小平同志来制止，瑞金真不知还要乱杀多少人。

我记得邓小平同志来的时候，正是农历八月十五。

邓小平同志一到瑞金就定了措施，发布了命令：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已被供出名字的一律不抓（因为这些名字都是用刑讯逼供得来的，结果是越逼越多，越抓越多，抓都来不及）；第三，已在押的，凡是贫农、中农成分的一律先放掉；地主、富农能罚钱的，就罚一些钱，罚不到钱的，最后也都取保放掉。当时全县抓了很多人，在我们壬田区政府就关押了百把人，还杀掉了百把人。被杀的人，多半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还有十几岁的青年人。

“杀人风”刹住了，全县人民都很高兴，都万分感谢邓小平同志，说邓小平同志的措施是救命的法宝。

邓小平同志还派了工作团，深入到各区帮助工作，他自己也亲自下来，深入到基层了解情况。他到过我们壬田区，并组织过我区的积极分子会。我记得他到壬田来主要是解决把壬田划分为两个区，一个仍叫壬田区，一个叫云集区。那次开会的地方是在壬田的三石陂，我因有事去得较晚，走进会场后一看都坐满了，只有邓小平同志的身边还有空位子，我就走过去坐下。邓小平同志问我：“你是那个乡来的？”我回答说：“合龙。”他说：“那你们以后归云集区管。"我说：“我不清楚这件事。”他说：“今天晓上就要宣布这个决定。”接着他又问我：“你是什么成分？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我如实回答了他的提问。小平同志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我说：“我对这个社会制度不满。"小平同志说：“你这个同志很实在，思想也很进步嘛。”后来小平同志在瑞金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我也在那里学习了一个月。

一九三一年十月，瑞金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选举出席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李添富在瑞金搞错误肃反，瑞金人民对他不满，都说他是反革命，非杀不可。参加大会的代表一致说，不杀李添富不选代表。结果，在那次大会期间就杀了李添富。他的打手、壬田区委书记兰光照，还有钟家魁等人都逃跑了。

后来我才知道，发现肃反中的问题的是毛主席。那时，毛主席正在宁都、于都等地调查，那里也执行了立三路线，也错杀了不少同志，其中的大部分是早期参加革命的领导同志，同时还发现在红军中也有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在方法上，则存在大搞逼供讯。毛泽东等同志坚决反对肃反中的错误，在他们的努力下，肃反扩大化得到了纠正，但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的叶坪召开了。

在此之前，我们在县城召开了一次三万多人参加的庆祝红军胜利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大会。大会结束后，上级来人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在叶坪乡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指示叶坪乡和周围的几个乡在县委的指导下，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迎接大会的召开。大会的筹备人员和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为了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保证代表们吃好，还在我们乡订购了会议需要的各种食品。过了几天，上级又来人传达中央的决定，确定代表大会于十一月七日在叶坪召开，并规定大会的头三天为群众的祝贺日期。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非常高兴。瑞金在一九三〇年就已经建立了县政权，到一九三一年十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取得了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伟大胜利之后，把赣南和闽西之间的白色据点完全消灭了，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红色区域。其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粉碎敌人的围攻之后，也获得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国红军发展到十万多人，还有十多万赤卫军，革命形势很好。随着党和红军的发展壮大以及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组织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当时我们都在议论：国民党有党和军队，我们也有党和军队；但国民党有全国性的政权，我们则没有。我们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把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中国，就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组织。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这叫我们怎么能不兴奋呢？

为了表达我们对大会召开的喜悦心情，乡政府决定用最隆重的方式来祝贺，并决定由我负责组织祝贺行动。一方面，我抓紧落实大会筹备处在我乡订购的各类食品；另一方面，加紧组织祝贺队，采买各种器材。在乡政府研究怎样才能把这次祝贺行动搞得有声有色，为大会增添光彩时，大家一致认为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一件大事，我们要尽自己的力量把这次祝贺行动搞好，多花一点钱没关系。因为代表大会是晚上开会，白天讨论，所以群众到大会去祝贺都定在晚上。针对这一情况，我特意去县城买来了很多铁丝，请了有名的扎花灯师傅到乡里来扎花灯和标语牌。此外，还从各家调了一百五十多盏马灯。为了使祝贺队伍整齐干净，还请了十多名裁缝师傅，为每个参加祝贺的人赶制了一套灰衣服，乡政府和保卫队的人都配了红五星和红领章。除此之外，我们还组织了铜鼓铜号队和唢呐队，并预习了几遍，直到祝贺队伍能做到整齐划一。

十一月七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县叶坪乡的一幢大祠堂里开幕了。周围几个乡都派了祝贺队伍前去祝贺，我也带了四百人的祝贺队伍去祝贺大会。祝贺的队伍一进入会场会议就暂停一下，代表们都站起来热烈鼓掌表示欢迎。第二天晚上我又带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前去祝贺。到了第三天，也就是群众祝贺大会的最后一天，我准备把这天晚上的祝贺搞得更隆重些。那天我起得特别早，正和乡政府的人在筹划这次行动，妇女会的十几名女同志冲了进来，质问我们为什么前两次祝贺都没有妇女去，是不是轻视妇女。我连忙解释不是轻视你们，而是妇女代表会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你们要去的话就赶快去做准备，今天晚上去，但是小脚的妇女就不要去了。她们一听都非常高兴，马上回去准备，每人做了一套灰衣服和一个扇子灯，还赶排了几支歌。

天刚黑，我带着队伍出发了。十三里路个把钟头就到了。在会场外把队伍整顿了一下，就进了会场。我和警卫队的六十名队员走在最前面，队员们每人都背着枪，举着一块四尺多长三尺来宽的标语牌。这种标语牌是用铁丝扎成的，里面点上两盏灯，外面用彩色纸写上标语，既醒目又好看。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考虑代表们来自全国各地，而瑞金话又不好懂，怕呼口号他们听不明白，所以才扎制了里面点灯的标语牌。走在最前面的标语牌上写着“合龙乡政府庆祝大队”，后面的标语牌上写着“庆祝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庆祝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祝贺参加大会的代表身体健康”“预祝工农兵代表大会圆满成功”，等等。警卫队后面是少先队，他们在铜鼓铜号的伴奏下，也是每人手举一块写有标语的小灯牌，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少先队后面是群众的锣鼓队，他们敲打着喜庆的曲子，提着一百五十多盏马灯进入会场，八支唢呐同时吹出欢快的乐曲，会场内的喜庆气氛一下子达到高潮。特别是其中的两位名艺人，可以用鼻子吹唢呐，一口气能吹上好几分钟，让整个会场都轰动了。最后面是妇女同志，和以前那种狂欢的节奏不同，她们每人手拿一个扇子灯，一边慢慢地走着舞步，一边唱着祝贺歌和歌唱男女平等的歌。歌是用山歌谱的曲，旋律非常优美动听，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代表们表扬我们乡的祝贺队伍搞得好，既整齐又丰富多彩，说我们乡是富乡。

我之所以要把祝贺队伍搞得好，并连续三天都带人去祝贺，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表达我们翻身的喜悦，二是想去多看一下瑞金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三是表达我们对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临时中央政府的衷心祝贺。瑞金县的党组织建立较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建立了县委。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受挫，但很快又有恢复和发展，并在一九三O年领导全县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夺取了政权。再从全国的形势来看，从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我们进行武装斗争，经过四年多的奋斗，无论是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军的发展，都是很有成效的。我们当时作了比较，我们和国民党比，少的就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权。现在这个政权建立了，老百姓普遍感到与国民党斗争更加有力量了，对群众的革命信心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大会期间，代表们晚上开会，白天则分散到周围的村庄进行讨论。讨论会一般都是围在晒谷场上进行的，我们乡政府还成立了服务小组，为代表送茶水和做一些其他的服务性工作。当时的大会非常民主，也不避开群众，大会秘书处还每天出一期简报。参加大会的代表大约有六百多人，上级给我们乡也分配了一名代表名额，当时选举代表的时候我的票数最多。把名单报上丢后，上级指示要选成分最过硬的，由于我是贫农，结果补选了一名雇农出身的同志为代表，大会结束时他还带回来一顶大会发的纪念品黑呢帽。

当时乡政府的职能和现在差不多，但还要兼管地方武装赤卫队。由于我们都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同志，文化水平又不高，对一些政策的界限不是很清楚，有时处理问题就显得过于简单。

有一天，我上街去买办公用品，村民抓到一个偷青菜的，问温时汗主席如何处理，温时汗说：“杀掉。”结果就把那个人杀掉了。我回来后见杀了人，就问温时汗是哪个批准杀人的？温时汗说：“我。”我问：“为什么杀人？”他说：“他偷人家的青菜。”我说：“偷青菜就该杀吗？”温时汗说：“这样的人杀一个少一个。”我问：“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吗？”“不知道。”“连名字都不知道就乱杀人，这样不对。再说杀人是件大事，要开个支委会，让大家研究一下。”温时汗说：“几个支委都不在，我去问哪个？人都捆来了我总要处理嘛。”话虽是这样说，但以后随意杀人的事再也没有出现过。

不久，我们又抓到一个地主的狗腿子，这个人平时作威作福，欺侮老百姓，大家都非常恨他。我们支委开会研究如何处理他时，大部分人主张杀掉，我不同意。我认为杀人要有政策性，罪大恶极的才能杀，狗腿子是地主雇来的，应和地主有所区别。因为产生分歧，只好表决。表决时我是少数，结果还是杀掉了。但不管怎样，此事毕竟还是通过了组织研究作的决定，比以前那样随随便便杀人，还是有进步的。

其实，温时汗同志在对敌斗争方面是非常勇敢和坚定的，每次出现敌情时，总是扛着红旗走在最前面，说：“跟我来！”只是处理事情比较简单。

有一次，我们没收了地主的一批粮食，温时汗主张分给老百姓，我不同意，因为我们乡政权有给红军筹措给养的任务，我们还要留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所以我说：“我不同意。如果红军路过此地，需要补充给养怎么办？”经过研究，后来还是按我的意见办。从当时的情况看，老百姓生话也非常困难，把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粮食分结农民，这样做本身没有错误，但我们一切都要从大局出发，没有红军，就没有老百姓翻身的日子．而我们叉怎么可以让红军饿着肚子去和白匪打仗呢？这个道理一讲，大家就都明白了。

不久，红军三十五军派了王保民、曾继珍同志来到我乡，要求拨给一千元钱作军需用。当时是温时汗同志接待他扪，温时汗就说“现在哪里有钱啊？地主跑都跑掉了，土豪家连家都抄了，到哪里搞钱啊？”我翻了一下账册，的确没有这么多的钱，但是红军更困难，我们应该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我出了个主意，在每户富农处征三十元钱。因为当时富农不属打击对象，他们家的财产一般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通过这样派款，我们很快便征了一千多元，顺利完成了任务。

一九三二年四月，我被选为新成立的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也就是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后不久，中央和全国苏维埃的各部门都陆续迁来瑞金，当时的中央政府就设在我们云集区管辖的叶坪乡。那时瑞金县委书记是胡荣佳，县苏维堍政府主席是孝崇奎。

到云集区任职后，摆在眼前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党组织。当时党组织内部不纯洁．主要原因是随着革命形势发展，随着革命队伍不断扩大，加入到党组织中的人的成分开始复杂起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员的侵蚀也很严重。我们苏区各级政权，支援前线的各种勤务以及扩充红军的动员征兵工作都非常重，还要抓粮食生产，以保证红军和各级政权的给养。我所在的云集区又要比本县其他八个区的勤务和动员工作要重得多，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就驻在我们区，离我们区政府只有三里路，两万多人的粮食等给养全靠我们输送，当时又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全靠肩挑背扛。这许许多多的事务性工作使得区里的领导都非常忙，忽视了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党团员的作用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红五月扩大红军时，全区扩大红军共下达三十名的指标都没有完成，只完成了九名。

由于支前的勤务工作和动员工作的局面非常被动我很着急，整天都在考虑如何把工作搞好。我想，工作被动的原因，一是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不够；二是工作的分工计划性搞得不好，特别是在勤务工作上，经常是上面来了任务临时再派下去，带有很大的强迫性。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我的心里就开始盘算了。

正好，过了几天，县政府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内容是布置勤务工作。我在中央来的领导同志讲过之后，便站起来提了几条建议：一、三天后动身的勤务由县政府承担，三天内动身的勤务由各区轮流承担；二、一百人以上的勤务由县政府承担，一百人以内的勤务由各区轮流承担。我提这样的意见，主要是希望各级政权都要挑担子，并将职责分清，改变以前的忙乱现象。中央政府总务厅长刘开同志支持我的意见，县政府也采纳了我的提议。

回来后，我立即召开区干部会，传达县政府会议精神，针对本区的实际情况，为了使人人都明确职责，我提议：1、地主富农不担任勤务。一来是我们对他们不放心，二来只让他们在家乡担负烈军属的勤务工作。2、普通赤卫军只担负勤务，不担负当红军的任务。3、赤卫军模范和少先队模范不担任勤务，但要担负当红军的义务（注：赤卫军是二十五岁至四十岁的青壮年，少先队是十六岁到二十四岁的青年；模范是指思想政治上进步的人）。4、将普通赤卫军按乡、村编成连、排、班，轮流执行勤务。这样，可以改变以前那种来了勤务临时指派，但往往人数又不够，时间又超过的现象。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我的意见。

我把区政府的决定报区委研究，区委当时不同意，说上面并没有这样的决定，我说：“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红五月扩大红军，三十名指标只完成了九名，不解决问题如何向党交账啊！”后来，我的意见在区委获得了支持。从这以后，我们区的各项工作开始逐步走上正轨，以前那种忙乱现象也渐渐地变得有秩序了。

在瑞金县云集区工作的日子里，最难忘的，莫过于为了王观澜和何叔衡同志的事情而进行的斗争。

王观澜同志是我党的—位老同志，曾在苏联留过学，回国后和邓发、萧劲光等同志在闽西特委工作，中央苏区建立后任《红色中华》主编。王观澜同志任职期间，经常深入云集区的各个乡搞调查研究，指导我们的工作，和我区干部群众的关系都很好。一九三二年八、九月间，王观澜同志被冠以“托派”而被保卫局押起来了，云集区的党员、干部、群众都为之愤愤不平，纷纷写信写报告向中央反映，要求释就王观澜同志。我为此事还亲自找过保卫局长邓发，为王现谰同志辩护。后来王观澜同志被放出来了，但被撤了职。这年的十月底，我们云集区党委收到中央机关总支委的一份报告，说王观澜同志有“托派嫌疑”，要求开除他的党籍，要我们审批。我们都知道这是上海来的那些人蓄意打击的借口，但我们怎么可以充当他们的工具呢？为此事我们区委开过十几次会，都没有通过中央机关总支委的报告。为此，中央机关总支委多次派人下来催办，压我们赶快批下去。也就在要求开除王观澜同志党籍的报告报来不久，中央政府总支委又对何叔衡同志“开刀”了。

何叔衡同志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在中央担任最高法庭主席、内务部部长、工农检察部部长。何老是一位坚持真理、不怕牺牲的模范共产党员，所以，王明路线的那些人将何老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迫害打击他。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中央政府总支委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因中央政府总支委在当时划归云集区委领导，所以总支委开会前通知云集区委派人出席指导。我们接到出席会议的通知后，区委先开了一个碰头会，大家也都知道这次开会是斗争何老，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难题，所以决定参加会议时表态要慎重，并决定由我去参加会议。

那天，到会的人数有三百人左右，头一个发言的是印刷厂厂长杨其兴。他说何叔衡同志观点右倾，思想顽固，作风官僚，不听群众的意见，并列举了唐仁达、毛庆生、赵宝成等的案子来说明。杨其兴最后说，应把何叔衡同志的最高法庭主席降为副主席，撤销其内务部长、工农检察部长的职务。第二个发言的是造币厂厂长陈祥生，他的意见和杨其兴基本上一致。随后，又有十多个同志发了言，他们的意见也都和扬其兴差不多。

最后，他们要求云集区委立即表态。我站起来说：“你们对何叔衡同志的批评意见我都听清楚了，我把总支委大会上发言同志的意见带回区委，我们将开会认真研究。”他们对我的讲话不满，非要我当场表态。我很生气，于是说：“党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像这样大的问题我个人不能作结论。”当时搞得非常紧张。后来，由司法部长梁柏台出来讲话，他说：“像这样大的问题区委由一个人做决定是有困难的，大家应该同意他把意见带回到区委会去讨论决定。”这样，才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我回来后，向区委传达了中央政府总支大会的情况，七个委员停了好久无人发言。后来，他们都说我当时没表态是对的，然后大家纷纷讲道：领导中央政府总支委是等于在身上背了千斤石，我们区委的同志文化水平低，政治水平也很低，怎么能领导中央政府总支委呢？有位同志讲：领导得了也好，领导不了也好，大包袱已经背到身上了，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王观澜和何叔衡同志的问题。有的同志讲，何老是没有大错误的，这是小题大做。有的同志讲，何老是坚持真理的，是实事求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的，区委对这件事，无论困难有多大都要坚持原则。第一次会议开到半夜后体会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云集区委会第二次讨论，谈到了在总支大台上扬其兴举的三个例子。大家都认为何老对那三个案子的处理是对的，何老不同意对知识分子过分打击。革命依靠工农群众是对的，但也要依靠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三个案子的情况是这样的：

唐仁达是知识分子，中农成分，原在中央政府总务厅当保管科长。他工作积极负责，当时有人告发唐仁达浪费了两百多担纸。其实，他是接当时的总务厅长赵宝成批的条子发纸的，即使有浪费现象，也不能算是他的责任。何老兼任工农检察部长，办事应实事求是，公平合理。何老又兼内务部长，对处理政权干部应有明确的干部政策，所以，不逮捕唐仁达是正确的。

赵宝成担任总务厅长，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批领的办公用纸，都是在各部门报来的数字上批字后到保管科领出的，即使有浪费现象，也是对各部门报的数字没有核实，对各部门的用纸情况不了解。像这样的错误，何老不同意逮捕也是对的。

毛庆生是知识分子，普通群众，当初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妨碍了水利建设，但传他到工农检察部去后，他当时就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不再阻碍水利建设，这在当时，不逮捕也是可以的。

把这三件事说成何老是官僚主义、“右倾”，要给他如此严重的处理，我们想不通。当时会议争论得很激烈。会开了六个多小时才休会。

十二月九日，我们第三次开会讨论这件事。同志们认为，不管怎么样，对中央政府总支委的意见总要批，想来想去只好勉强作出这样的批复：

1、保留最高法庭主席；

2、免去工农检察部部长；

3、免去内务部部长。

我们把批复意见告诉了扬其兴、陈祥生、梁柏台、项英（项英当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但他们都不满意我们的批复，坚持要将何老降为最高法庭副主席，撤销两个部长的职务。

基于上述原因，十二月十六日，我们再次开会研究这件事。我们认为：区委的批复意见已经是被迫的，可仍通不过，这不是区委领导总支，而是总支要把云集区委变成打击干部的工具，我们绝不能这样干。为了慎重，于是决定把九个乡的书记、乡苏维埃主席和区委区政府的部长都叫来，开一次区委扩大会，看是否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来。

十二月二十二日，云集区委扩大会议召开了。大家都同意区委的批复决定。我们当时分析，中央政府总支委开会斗争何老，有很多人是因为害怕不敢讲真心话。其实，问题的根子是何老没有很好地跟上海来的那帮人走而受到打击，这只不过是开场锣鼓而已。从宁都会议的精神看，将来不只是老一个人的问题，还会有一些人像何老一样受打击的。现在到处都在议论纷纷，只不过不敢公开讲而已了。我们对这个问题如处理不慎，也将要受打击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原则。后来，大家还是一致同意按区委的批复意见办。这次会议还再一次研究了王观澜同志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仅以“托派嫌疑”就要开除王观澜同志的党籍，这同样是打击正派干部的借口，区委绝不能妥协，决定对中央政府总支委的决定不予同意，并把处理意见报给瑞金县委。

我们把王观谰和何老的资料送到县委几天后，一天晚上半夜一点来钟，项英副主席和粱柏台部长带着几个警卫员来到区委把我叫起来，质问我为什么不按总支委的决定把王现澜和何叔衡的问题批下来。我说我们区委开了几次会都通不过，主要是我们水平低，怕处理不好，所以已送瑞金县委处理。他们听后非常生气，将我们每次会议的记录都逐一审查，临走时还用非常粗暴的语言责骂我。

瑞金县委也感到此事棘手，拖了半个多月也受到了批评。后来大约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底又将材料报送到苏区中央局。这时中央已作出决定，中央机关党组织不再由地方党委领导。中央局就按照中央政府总支委的要求批准了他们的决定。何老由最高法庭主席降为副主席，主席由董必武同志担任。内务部长、工农检察部长的职务被撤销，内务部长由梁柏台兼任，工农检察部长自项英兼任。唐仁达被判处死刑，赵宝成同志在审判会上判了三年徒刑，王观谰同志则被开除了党籍。

后来，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同志将何老的处分决定写成通告，准备发往全国，他来到毛主席的办公室，请毛主席签发，毛主席当时的表情非常严肃，没有理谢秘书长，而是一个人走到屋外去看田里的庄稼。

一九三四年一月，我从苏维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政府土地委员会工作，当时正值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何老连代表资格都没有。那天他正好碰到我，就买了两串荸荠，叫我一起吃。他对我说：“现在我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也不方便到毛主席那里去。”说着眼泪都流下来了。我安慰他说：“何老你不要难过，毛主席还是了解你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长征，我见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都配了马和饲养员、公务员，何老却没有配。我去看何老，何老说：“组织上决定留我在根据地打游击，请你转告毛主席，我不怕苦，不怕牺牲，为革命奋斗到底。”我听了非常感动，含着眼泪向他告别。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时，才知道何老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已在福建上杭的水口壮烈牺牲。我们长征时何老已经六十岁了，对江西的情况又不熟，留下来打游击是不合适的。只要给他一匹马，一个饲养员，他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到陕北，迁可以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

这时，我又想起在瑞金中央苏区的一件事。我任云集区苏维埃主席的时候，我们区要镇压一个反革命分子．我带着材料去见当时最高法庭主席何老。我先汇报说：“这个人是个秀才。”何老一听便很生气，他打断我的话，说：“我还是举人呢，你把我杀掉。”我知道自己说错了，于是赶快道歉，说：“我文化低，不会讲话，把次序颠倒了，现在重新汇报。”我将这个反革命的罪行汇报了，再没提他是秀才的事。何老问：“怎么，这个人不是秀才了？”我说：“是，但我不提了。其实在我们瑞金，许多豪绅、地主、恶霸都是秀才出身。”何老教育我说：“秀才并不是犯罪，秀才只是功名，和我们大家一样，关键要看他的表现。”后来，何老派人调查了这件事，并将这个反革命分子镇压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何老的原刚性是多么强，这样的好同志牺牲了，我是非常悲痛的。